四川省人民政府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四川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暂行办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缴工作，加强基金使用监管，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基金安全。




　　四川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确保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顺利实施，加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根据《国务院关于试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意见》（国发〔2010〕2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府发〔2009〕43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试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0〕19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以下简称基金预算）根据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和预算管理的法律法规以及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政策建立，反映全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年度计划。基金预算的编制坚持收支平衡、留有结余的原则。

　　第三条　省通过预算对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编制并组织执行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

　　第四条　省建立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调剂金。省级统筹调剂金包括中央和省对基本养老保险的专项补助资金以及各市（州）按预算上解的调剂金等。省统一使用省级统筹调剂金，对市（州）完成预算后出现的收支缺口给予一定调剂。

　　第五条　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是征收基本养老保险费和支付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责任主体。市（州）对所辖县（市、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统收统支；根据当年基金预算，制订本市（州）年度内市（州）本级及所辖县（市、区）的收支计划并组织实施；完成省下达的省级统筹调剂金上解计划。

　　县（市、区）执行市（州）下达的年度收支计划，承担市（州）确定的应由县（市、区）承担的补贴责任。

　　本办法实施前各市（州）累计结余和实施后当期结余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留存市（州）。

　　第六条　预算年度自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第二章　编制和审批


　　第七条　省社保局根据上年度全省基金预算执行情况、预算年度各市（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养老保险政策和养老保险工作计划等因素，编制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第八条　基金预算包括全省基金收支总预算、省本级和各市（州）基金收支预算。

　　第九条　基金收入预算的编制。基金收入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财政补贴收入、利息收入、转移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下级上解收入、其他收入等。

　　（一）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包括当期养老保险费收入、欠费补缴收入、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费收入、预缴养老保险费收入。

　　1．当期养老保险费收入分企业及职工养老保险费收入和个体人员养老保险费收入两部分，公式分别为：
　
　　企业及职工养老保险费收入＝（上年末企业参保职工人数＋当年企业职工计划净增扩面平均人数）×上年全省企业职工平均参保缴费率×上年当地企业职工人均缴费工资×（1＋全省企业职工缴费工资年均增长率）×28%×上年全省企业及职工养老保险费平均征缴率

　　个体人员养老保险费收入＝（上年末个体人员参保人数＋当年个体人员计划净增扩面平均人数）×上年全省个体人员平均参保缴费率×上年当地个体人员人均缴费工资×（1＋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20%×上年全省个体人员养老保险费平均征缴率

　　2．欠费补缴收入包括参保单位和个人补缴上年末以前发生的欠费金额，按以下公式测算：

　　欠费补缴收入＝预算年度全省清欠计划×（当地上年末欠费总额÷全省上年末欠费总额）

　　3．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费收入按国家或省出台的相关政策测算确定。

　　4．预缴养老保险费收入按上年实际发生数分析确定。

　　（二）财政补贴收入包括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财政对我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贴。根据预算年度财政预算安排情况确定。

　　（三）利息收入根据上年利息收入及预算年度基金累计结余增减因素测算。

　　（四）转移收入和其他收入按上年度实际发生数确定。

　　（五）上级补助收入按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测算。

　　（六）下级上解收入按各市（州）基本养老保险费预算收入的一定比例计算，具体比例由省人民政府确定。

　　第十条　基金支出预算的编制。基金支出包括基本养老金支出、医疗补助金支出、丧葬抚恤补助支出、上解上级支出、补助下级支出、转移支出、其他支出等。

　　（一）基本养老金支出。根据上年离退休人数、当年离退休人员增减变化、上年养老金水平及当年养老金待遇调整等情况计算确定。

　　离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支出=上年末离休人数×（1-上年离休人数减少率）×上年末离休人员月平均养老金水平×12＋上年末离休人数×月人均调整待遇水平×调待月数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支出=（上年末退休人数+预算年度净增加退休平均人数）×上年末退休人员月平均养老金水平×12＋上年末退休人数×月人均调整待遇水平×调待月数

　　（二）医疗补助金支出按上年实际数分析确定。

　　（三）丧葬抚恤补助支出根据上年实际发生数，参考近三年丧葬抚恤补助支出平均增长率计算确定。

　　（四）上解上级支出按市（州）基本养老保险费预算收入的一定比例计算，具体比例由省人民政府确定。

　　（五）补助下级支出按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计算。

　　（六）转移支出、其他支出按上年度实际发生数确定。

　　第十一条　市（州）当期收支预算缺口的确定和弥补。

　　市（州）当期基金预算缺口=预算总支出-（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利息收入+当地财政补贴收入+转移收入+其他收入）

　　对当地人民政府在本办法规定外为增强基金的可持续性安排的财政补贴不纳入缺口计算。

　　出现当期预算收支缺口的市（州），首先用当地以前年度超收的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费收入弥补；不足弥补的部分，60%由省级调剂补助，40%由当地动用累计结余弥补；累计结余不足弥补的部分，根据各地财力和工作情况，由当地人民政府按不低于20%的比例负担，其余部分由省调剂补助。特殊情况须报请省人民政府审定。

　　第十二条　基金预算草案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审核后，由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报省人民政府审批。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将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的基金预算报财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第三章　执行和调整

　　第十三条　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年度基金预算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应及时批复省社保局执行，各市（州）社保经办机构应严格按照省社保局下达的预算和规定的程序执行。

　　第十四条　基金预算下达后，市（州）要根据本办法规定的编制口径编制当地基金收支计划，并分解下达到县（市、区）。

　　市（州）制定的扩权县基金收支年度计划报省社保局审核。

　　第十五条　各级社保经办机构要严格执行下达的基金预算，积极扩面征收，不得超政策范围支出。

　　第十六条　基金预算批复前，省对基金不足支付2个月的市（州）预拨省级调剂补助金。在预算批复后的次月内，省按不低于预算确定的省级统筹调剂补助的40%拨付，其余部分于12月底以前拨付。省对市（州）的调剂补助资金，通过省级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户拨入市（州）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户，并转入同级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后，方可按规定程序使用。

　　第十七条　各市（州） 应于预算年度内，将批复预算中确定的应由当地财政承担的基金预算收支缺口补助资金，拨入当地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各市（州）应于每年11月底以前，按基金预算确定的省级统筹调剂金上解额足额上解省级统筹调剂金。

　　第十八条　基金预算不得随意调整。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因特殊情况需要增加支出或减少收入，应当编制预算调整方案。预算调整由各市（州）社保经办机构提出专题报告，经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财政部门审核后，上报省社保局；省社保局于当年10月底前提出预算调整方案，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审核后，由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上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章　基金决算

　　第十九条　预算年度终了，各市（州）社保经办机构应按规定的表式、时间和要求编制年度基金财务报告。市（州）社保经办机构编制的基金财务报告经本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财政部门审核后，由财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联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市（州）社保经办机构应按时限要求及时将批准后的基金年度财务报告上报省社保局。

　　第二十条　省社保局应按有关规定，汇总编制全省年度基金决算草案，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审核后，由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报省人民政府审批。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应将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基金决算报财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第五章　监督和检查


　　第二十一条　各级社保经办机构应按季度将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及上级社保经办机构。

　　第二十二条　各级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对养老保险收支预算的执行进行督促检查，确保预算的有效执行；应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使用、管理、运行情况进行监督，确保基金的安全完整。

　　第二十三条　各级社保经办机构要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基金管理规定，切实加强基金管理，接受社会监督。省社保局应加强对各市（州）社保经办机构的指导和检查。


第六章　考核与奖惩

　　第二十四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财政厅制订基金预算绩效考核办法。

　　第二十五条　省社保局根据基金预算绩效考核办法的规定，按照省人民政府批准的上年基金决算，对各市（州）养老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执行、结余动用、地方财政补贴到位、省级统筹调剂金上解等情况提出考核意见，并将考核结果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核批。市（州）对所辖县（市、区）进行考核。

　　第二十六条　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根据考核结果，对完成养老保险费收入预算较好的市（州）社保经办机构给予奖励。

　　第二十七条　市（州）、县（市、区）违反养老保险政策，增加的基金支出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弥补违规支出额。同时，等额扣减省级调剂补助，取消当年省对当地的奖励。

　　第二十八条　对未完成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的市（州），减收和超支部分由同级人民政府予以补足，并于省人民政府批准基金决算的次月内拨付到位。

　　第二十九条　省社保局负责考核市（州）应上解的调剂金、应由地方财政承担的补助资金和当地负责弥补的基金违规支出在规定期限的到位情况。对未在规定期限到位的，由省社保局提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扣减情况说明，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审核。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核准后，向市（州）、扩权试点县下发资金扣减通知，并抄送人行成都分行。财政厅负责将资金全额划入省级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其中，扩权试点县应划转市级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的资金，由省社保局向财政厅提交书面情况说明，财政厅从省级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将资金划转市级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

　　第三十条　在预算执行中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除责令纠正外，应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省本级参照本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从发文之日起执行，有效期2年。



四川省人民政府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三日






关于对劳动教养人员适用延长劳动教养期限处罚程序的思考
——辛普森案的启示

江苏省句东劳教所 李颖

背景资料：1994年6月12日夜，美国洛杉矶发生的一起凶杀案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美国著名黑人三栖明星辛普森涉嫌杀害其前妻白人妇女尼科尔和她的白人男友高德曼。吸引世人眼球的不仅因为辛普森是全美家喻户晓的明星，更在于在检控方向法院出具了488件物证、提交了58位目击证人，被认为铁证如山，相信辛普森罪责难逃之后，陪审团却做出了“辛普森无罪判决”。
一位担任辛普森辩护律师之一的法学教授道出了其中原因：“辛普森被判无罪，全因警方愚蠢所致，世界上没有一个法官会认为辛普森是无辜的，检控方的证据也足以让陪审团判其有罪，问题是陪审团既不认为辛普森是无辜的，也不能定其有罪。因为警方为了对控方更有利而伪造了证物。在辛普森的袜子上滴上了被害人的血。”血液滴在袜子上和倒在袜子上是不同的。这使陪审团相信，如果一个证据是伪造的，其他证据又有多大程度是可信的呢？（美国法律规定，如果证据违法宪法权力，即为无效）并且认为，如果连国家机器都作假了，那就太可怕了。正因为这份证据，陪审团作出了“无罪”结论。按美国宪法修正案规定，检控方不能再起诉辛普森。（摘录）
显然，美国法律尤为注重司法的程序性，强调并致力于追求程序正义，当司法程序出现瑕疵或程序违法，实质正义的目标便会受到贬损或归于无效，即以牺牲实质正义为代价去维护程序正义。辛普森案便是典型的真实写照，此次审判也成了当时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其中反对论者借此大肆批判美国的司法制度，认为过于强调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也有认为美国司法制度太过追求形式，忽视客观事实……类此评论，不胜枚举。
这次审判是否过于形式、能否牺牲实质正义去追求程序正义……众说纷坛。对此进行评论并非笔者用意，而是强调由此引发的若干思考，如程序价值与目标的定位、公民权利至上、司法程序（侦查诉讼）中公民权的特别保护或特别关注。
笔者联想到对劳动教养人员（以下简称劳教人员）适用延长劳动教养期限（以下简称劳教期）的处罚程序，不妨也从程序价值的角度去审视这一法律运作：
延长劳动教养期限，指劳动教养机关（含管理机关）依据授权对其管理的劳动教养人员违反《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第58条规定且情节恶劣的十种行为给予的行政性惩罚措施。
思考一：延长劳动教养期限的法律依据是否充分，适用依据是否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9条第2款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对延长劳教期作出规定的国务院转发公安部的《试行办法》至多归属行政法规范畴（也有认为是部委规章），依据法律规定，行政法规无权设定延长劳教期这一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因此，延长劳教期的法律依据不充分，严格地讲——于法无据。
《试行办法》对延长劳教期的适用情形作了列举式规定，共有10条，其中第10条是兜底性条款。事实上，基层劳教所在管理实践中并未严格按照《试行办法》规定的标准适用延长劳教期的处罚，通常是将劳教人员“多次逃避安全检查，情节恶劣；经常顶撞管教民警，影响极坏”等违反劳教所内部规定的违纪行为当作适用延长劳教期的处罚标准或适用理由。显然，适用依据不规范或适用理由不充分形成了处罚程序上的瑕疵。
思考二：延长劳动教养期限的法律程序是否完备，法律手续是否齐备？
劳教所对劳教人员适用延长劳教期的处罚，一般程序是由劳教人员所在中队或大队填写呈批表，逐级上报至受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委托的劳教所或劳教局审批。这里有审批权限的划分问题，延长劳教期一定期限（如3个月）以上，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委托的省劳教局审批，这个期限以下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委托劳教所批准。有关期限，不同省份还有不同标准，这不得不令人产生对延长劳教期的审批权限、执行监督等一系列法律程序问题的思考。
法律程序方面：（1）行政处罚主体适格（延长劳教期的处罚权或审批权能否委托行使）；（2）监督程序的运作；（3）法律救济的有效及时。
法律手续方面：（1）法律文书的规范；（2）证据的有效性。
一、 法律程序
1、行政处罚主体适格，是指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具备行使该行政职权的资格。劳教所享有劳动教养决定的执行权，但是否享有对劳教人员延长教养期限（如3个月以下）的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或审批权——没有！《试行办法》第59条规定给予了明确答复。但执法实务中，劳教机关却又可以以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行使延长教养期限的处罚权或审批权（1992年8月10日司法部令第21号《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第37条）。于是，劳教机关便名正言顺地享有了审批（延长劳教期）与执行（延长劳教期）两大权力。审执不分意味着（什么？）——劳教（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扩张或膨胀——必然地导致执法不公甚至执法腐败，尤其是在缺乏有力监督的“人治土壤”中。同时，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性问题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即延长劳教期的处罚权或审批权能否委托行使。由此，关于劳教所延长劳教期的行政处罚主体适格问题便摆到了我们面前。
2、监督程序的运作
（1） 监督的被动性
延长劳教期处罚的监督程序的启动是被动式的，一般情况下，只有在个案处理中出现较大争议或较大影响，由当事人（劳教人员及其家属）提请，监督才会介入。监督的被动性削弱了监督职能，降低了监督效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督效果。相反，如果变被动为主动，监督程序提前介入，与调查处理同步进行，一方面促进了调处程序的公开，另一方面，变结果监督为过程监督，既保证了监督职能的行使，又提高了监督质量，增强了监督效果，且促进了执法公正，可谓一举数得。
（2） 监督的实质性
监督程序启动后，调处工作一般是以调阅案件卷宗材料、找当事人（劳教人员）谈话了解情况等为主要内容的形式审查，对案件的具体细节、情节，证据来源，证据有效性，证据证明力大小以及取证程序的合法性等问题没有给予关注或关注不够，往往使个案监督流于形式。这里有认识上的偏差：一是处理劳教人员不用像审判工作那样，要求严、规格高，必须对案件做到定性准确、定量合理，同时这对案件调查人员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难度较大。其实不然，规范劳教人员案件的处理，既是公正执法的现实需要，又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更是公民合法权益（人权）保障的重要体现，因此，对待劳教人员案件也必须观念上重视起来，要求上规范起来，做到定性、定量的合法、合理、合度。二是只要监督工作人员调阅了材料、谈了话、做了笔录，就是监督，其实这（形式审查）只是一方面，缺少实质意义上的审查监督，是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监督质量的，这正是不少案件查不出问题却又存在问题的症结所在（结果往往是以民警管理不严、教育不够、基础工作不到位等理由结束调查）。
因此，在监督过程中，融入实质审查，就成了保障程序公正，实现实质正义的必要。
3、法律救济的及时与有效
延长劳教期处罚的法律救济途径主要有两种——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执法实务中，涉及劳动教养的案件，绝大多数是因不服劳动教养决定而提起的复议和诉讼，因在劳动教养期间受处罚如延长劳教期而寻求法律救济的案件很少或（有的地区）根本没有。这也反映了法律救济在劳动教养执行中的缺失。法律救济在延长劳教期案件中为何会有如此尴尬境遇？这里也有认识上的因素：
（1） 救济程序烦琐，只会阻碍甚或阻滞管教工作。
法律救济程序启动，调查、取证、质证、审理、判决等一系列工作程序便随之展开，传统观念认为，无论哪一步骤的进行，都会影响劳教人员的正常改造，部分劳教人员会因此心存侥幸，有的则甚至抱着惟恐天下不乱的心理，临“死”也要折腾一番。如此，对劳教人员的安心改造及改造效果势必会有极大的冲击，进而严重影响管教工作的进行。
（2） 法律救济大煞民警威信，管教难度加大。
传统观念同样认为，管理者应具有一定的威信，被管理者必须遵规守纪，稍有不从，便是“大逆不道……”，必须“杀一儆百……”在劳教人员管理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如：只要劳教人员反映问题或陈述意见时言辞激烈，甚至出言不逊时，往往被扣上“对抗管教，不服管理”的帽子。因此，如若给予劳教人员法律救济，就会严重威胁民警威信，就会加大管教工作难度。
以上所举两例只是传统思维、传统观念影响下传统心理的典型反映。我们不妨换种思维思考，管理者固然应当具有威信，但威信的树立是靠传统思维所认可的那样，只要是被管理者就必须“言听计从”？就必定不能“稍有不顺”？如是说，这与专制管理、官僚管理有何区别？
事实上，这就反映了我们的工作思路、指导思想往往左右于“官本位”，不自觉地“以官自居”。在告诫劳教人员强化“身份意识”（只能服从，不能反对的意识）的同时，也在强化着自身“官本位”思维。久之，视“程序”为累赘，以“法治”为枝蔓的轻慢程序、忽视法治的“人治”思维不断得到强化，“一个电警棍抵半个教导员”等诸如此类的“劳改队”俗语足可见一斑。
法律救济的及时性，是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应当在当事人（劳教人员）需要（申请之后）时迅速发挥作用，以及时保障其合法权益，及时性侧重强调法律救济的时效性。
法律救济的有效性是在及时的基础上提出的，指法律救济必须在当事人权益保护上切实发挥保障效能，强调的是救济措施的现实性。
及时性与有效性是针对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在劳教管理中因种种原因怠于行使的实际而言的。在劳教人员管理中，准确导入法律救济，一方面，可积极地、及时地保障其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对监督民警依法行政，促其规范执法，也必将起到积极效果。过去那种视复议、诉讼为障碍并加以严格限制的做法，实质上是建立在认识到执法行为不规范甚至不合法而惧怕被揭露的逻辑基础上的。
在导入法律救济后，不排除一些劳教人员借题发挥，因干扰行政执法、破坏管教秩序等目的而滥诉缠讼。对此，我们可以设计程序规则加以规范，如：
在程序设计上，将复议设定为诉讼的前置程序，即复议前置，使部分案件在复议阶段便可得到处理和解决，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可制定行政终局裁决制度（行政复议除外*），使部分案件通过行政裁决（途径）解决，且终局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可诉，与复议前置一样，节约了司法资源，同样能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当然（拟被延长劳教期处罚的）劳教人员有选择行政复议以至行政诉讼或行政终局裁决两种解决路径的自由。
在管理教育工作中，对劳教人员进行广泛深入的法律宣传，在告知其享有权利和肩负义务的同时，予以积极引导，导引其形成正确的权利义务观，从而依法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
二、 法律手续
1、法律文书的规范
现行使用的劳动教养业务文书由司法部于1993年8月25日颁布的《关于印发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文书表簿统一式样的通知》作了统一规定。21种文书中没有针对延长劳教期的处罚规定专门格式，而是将其作为三种惩罚措施之一（即警告、记过、延长劳动教养期限）统一使用“劳动教养人员奖惩呈批表”。
存在问题：
（1）《试行办法》第59条对劳教人员实施奖惩的权限作了规定，“（一）：表扬、记功、物质奖励、警告、记过，由劳动教养管理所批准；（二）：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和减少劳动教养期限，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劳动教养人员奖惩呈批表”标准格式文书设定了“中队意见、大队意见、劳动教养管理所批示、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管理局）批示”四级审批程序（步骤），而实务中却增设了“管理科意见”。根据劳动教养奖惩审批权限的规定，管理科没有延长劳教期的审批权，设定“管理科意见”显然不妥。同时，管理科与劳教所大队建制级别相同，因此，二者间便不存在“审批”工作程序。反对论者，可能考虑到管理科是“某某审批工作领导小组”（如“奖惩审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部门，所以享有一定的审批权限。一方面，管理科只是成员部门，出台的规定、作出的决定也只能以劳教所名义发布；另一方面，某某领导小组只是临时性工作机构，设立目的在于方便统筹协调，提高工作效率，这种工作机构并不能以其名义发布产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2）如前文所述，《试行办法》对延长劳教期的适用情形作出了规定，但实务中并未严格依照标准适用，（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便构成了程序违法。反映在制作“劳动教养人员奖惩呈批表”等法律文书时，存在着法律语言表述不规范、奖惩依据援引不准确等诸多突出问题。
法律语言方面：无论是叙述事件缘由、经过，还是给予定性评价、阐述处理意见，大量俗语、生活用语等不规范用语仍频见于文书纸端，给法律文书的严肃性与规范性打上了折扣。
奖惩依据方面：绝大多数延长劳教期的文书材料，通篇是对某某劳教人员不服从管理、如何不遵守所规队纪等情节的具体描述，而处罚依据、执行事项等重要的程序步骤却只字未提。一般来说，行政处罚类文书除载有主要违法事由，还应当载明处罚依据、被处罚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权利救济途径及其期限。如，“……鉴于以上事实，根据《××××法》第××条、第××款，对某某（被处罚人）作出……（处罚方式），某某（被处罚人）依法享有……权利。如对本处罚不服，可于××日前（期限）向××××（机关或人民法院）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如果缺少以上步骤，即可视之为程序违法。
2、与证据有关的几个问题
可能因为民警习惯了执法中的“主人”地位、“主导”作用，使得在实际执法中尤其在处罚劳教人员时，缺乏甚至毫无证据意识。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我们的工作不免要陷入“说是即是，言非即非”的“强迫逻辑”的泥沼。于是，缺乏合法、有效的证据支撑的执法便难逃沦为程序违法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