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伤害案件中自甘风险与公平责任的适用问题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一庭 邵丹

一、运动伤害案例的发生与解决
2003 年 9 月 6 日 下午 5 时，原告张少龙、被告袁啸与他人在湖南中医学院足球场踢 5 人对 5 人的足球赛。被告袁啸上场后，原告张少龙与湖南中医学院学生杨胡伟坐在球门一侧底线看球。被告袁啸在和他人争球时，将足球踢向球门，但足球击中了原告张少龙的左脸。当时，双方没有发生争执。
2003 年 9 月 12 日 ，原告张少龙同时在湖南中医学院，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门诊治疗，诊断结论均为左耳膜外伤性穿孔。此后，原告张少龙一直在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治疗。 2003 年 10 月 9 日 ，湘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受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区分局砂子塘派出所委托，对原告张少龙的伤情作出湘司鉴（ 2003 ）第 849 号《司法医学鉴定书》，鉴定结论为：左耳膜外伤性穿孔，评定为轻伤。 2003 年 10 月 21 日 ，原告张少龙诉请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袁啸赔偿其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医疗费共计 8 000 元整。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足球比赛是一种激烈的对抗性竞技运动，冲撞、抢夺、扑救、射门是基本的运动行为。在强烈的身体对抗中，很可能出现人身损害的后果，即既有可能被其他参赛者所伤害，也有可能伤害其他参赛者，观众也有可能在足球场这个特定的区域内受到伤害。因此，参赛者和观赛者都应对足球运动的风险有明确的认识，他们自愿参赛或自愿观看这种带有危险性的体育运动应视为“同意甘冒风险”，只要致害人没有侵害受害人的恶意或违反比赛规则，参赛者对引起损害后果就没有过错，不构成侵权，受害人受到损害应当损失自担。原告张少龙作为成年人，又是足球爱好者，具备了一定的认识和判断能力，应当知道参加足球活动包括在足球场内观看比赛时可能存在的危险，但其在下场后坐在球门附近观看球赛，也就对可能发生的危险甘冒风险；并且，原告张少龙没有证据证明被告袁啸具有伤害其身体的恶意或严重违反规则的行为。因此，被告袁啸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原告张少龙应自行承担其所受损失。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少龙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 , 原告张少龙不服一审判决 , 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称：足球是人们普遍爱好的体育项目。足球运动本身不存在人身伤亡的危险 , 也不能把观看该项运动视为同意甘冒风险 , 且中医学院体育场不是社会福利公用设施 , 被上诉人擅自闯入足球场 , 是违规行为。足球伤人是一种侵权行为 , 上诉人被被上诉人踢伤是事实 , 故原审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 , 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所损失的全部费用。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 , 认为：参赛者和观赛者都应对足球运动的风险有明确的认识。上诉人张少龙作为成年人 , 又是足球爱好者 , 具备了一定的认识和判断能力 , 应当知道在足球场内观看比赛时可能存在的危险 , 但其在下场后坐在球门附近观看球赛 , 其并未避免能预见的危险，应承担过错责任。但上诉人张少龙被被上诉人袁啸踢伤的事实存在 , 应认为过失过错行为 , 风险应共担。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 , 被上诉人袁啸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 , 适用法律错误 ，判决欠妥。据此 ,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 , 判决如下：1、撤销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2003) 雨民一初字第 1574 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 。 2、张少龙共用去的医疗费 1433.5 元 法医鉴定费 470 元 , 共计 1903.5 元 , 由张少龙与袁啸各承担一半。 [1]
二、案例引发的理论思考
（一）自甘风险理论与实践
在英美法上称之为Assumption of Risk，主要适用于过失侵权行为（Negligence）,如何处理，有二种见解。英国法院有认为被告自甘风险时，原告并未违背其注意义务（duty of care）,不成立过失侵权行为。亦有认为被告主张原告自甘风险的抗辩时，得除去过失侵权行为效力。无论采取何者，其结果均属相同，即原告不得请求过失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在英美法上除Assumption of Risk外，尚有Comparative Negligence（比较过失）。由于Assumption of Risk 使原告完全不能请求损害赔偿，过于僵硬，常造成不合理的结果，甚受批评，故法院（尤其是美国法院）常越避Assumption of Risk，而认定系属Comparative Negligence。亦有试图将此二种抗辩融合为一，以利个案适用，发展趋势实值注意。 [2]
在德国法上，自甘风险称为Handeln auf eigene Gefahr （或Einwilligung in Risiko），实物上见解历经变迁，早期认为是默示合意免除责任，其后解释为被害者的允诺，具阻却违法性。最近则强调此属与有过失问题。 [3]
王泽鉴认为，自甘风险指明知某具体危险状态的存在，而甘愿冒险而为之。[4] 王利明认为，受害人自甘冒险是指受害人已经意识到某种风险的存在，或者明知将遭受某种风险，却依然冒险行事，结果使自己遭受了损害。[5] 张新宝认为，受害人同意作为一种正当理由的抗辩，是指由于受害人事先明确表明自愿承担某种损害结果，行为人在其所表示的自愿承担的损害结果的范围内对其实施侵害，不承担民事责任。并且认为应当同时符合四个要件：1.受害人事先明示的真实意思表示。2.行为人主观上的善意。3.不超过同意的范围和限度。4.受害人之同意不违反法律与社会公德。 [6]
从上述英美法及德国法的理论与实务发展和我国法学家的理解与阐述，可以看到，理论和实践中对“自甘风险”的认识有着一个逐渐的转变过程，起初的把它作为被害人的 “同意”、“允诺”，从而使得“自甘风险”成为抗辩的事由，最终使得受害人不能请求赔偿，后注意到此种结果会导致不合理的结果，受到诸多诟病，虽对此理论进行了发展，现在趋向于纳入“与有过失”或者“受害人部分过错”的范围，让原被告根据其在导致损害所承担的原因力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当遇到“自甘风险”的情况时，由法院衡量当事人对损害或扩大的原因力，以合理分配其责任。
我国法律虽然没有对 “自甘风险”或者自愿承担危险的免责事由，但是《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受害人的民事责任。”《人身损害解释》第2条规定：“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上述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对于受害人有过错采取了比较严格的规定，使得较偏重于保护受害人利益，有矫枉过正之嫌。最近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条规定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法官可以根据不同的案件权衡受害人的过错程度，相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至于采用比较原因力说、比较过错说、还是折衷说[7] ，需要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二）公平责任理论
公平责任，又称衡平责任（Billigkeitshaftung）或“具体的衡平主义（Prinzipderkonkreten Billigkeit）”[8] 在台湾地区侵权法中的衡平责任仅指一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衡平责任，一为雇佣人的衡平责任。[9] 王利明认为公平责任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是按照法律规定又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受害人的损害、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判令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财产损失予以适当补偿。[10] 他认为我国民事侵权体系是由过错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所组成的。过错责任是一般原则，严格责任是各种特殊侵权原则，公平责任是弥补过错责任原则不足、补救当事人的原则。[11] 但是很多学者不认同把公平责任作为一个归责原则，杨立新认为，一是《民法通则》并没有规定公平原则是归责原则；二是公平原则调整的范围过于狭小且不属于严格的侵权行为；三是实践中双方都无过错的损害纠纷并非一律使用这个规则。[12] 张新宝也不同意将公平责任原则，一是缺乏法律依据；二是没有具体对象；三是认识论上的考察。[13]
考量上述观点，对于公平责任是否可以作为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分歧比较大，但是最终《侵权行为法》支持了反方的观点，旗帜鲜明的在第6、7条规定了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是过错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并且第24条认为，公平责任是一种侵权损害赔偿的形态和损失分摊的规则，而不是侵权归责依据问题，是按照侵权归责原则，行为人不构成侵权，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下，受害人的损失按照公平原则由双方当事人分担，解决的是损害的分担问题。是侵权损害赔偿原则，不是侵权行为归责原则。[14] 运用公平责任审理案件中应当把握两点，一是损害应当是财产性损害和人身损害中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丧葬费；二是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的经济情况。[15]
三、运动侵害案件的自甘风险理论与公平责任法律适用
（一）运动侵害案件中适用两种理论的基本选择理念
根据上述对自甘风险理论的分析、总结，我们可以看出现在对于“自甘风险理论”的通说理论核心是受害人的“有过错”，让原被告根据其在导致损害所承担的原因力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本上讲是过错规则原则在原被告双方都有过失的情况下的具体运用，运用“自甘风险”的法律后果也是针对受害人就其过错程度、原因力情况对侵权人的侵害赔偿责任进行相应的减除。因此，在运动致害案件中关键问题是认定受害人是否有过错，如果受害人有过错的将自己置于风险状态中那么就可以运用“自甘风险理论”对侵害人进行相应的责任减除。法官在行使此项自由裁量权时，应当根据不同的案件判断、权衡受害人的过错程度，相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并且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比较原因力说、比较过错说、还是折衷说。
根据上述对公平责任的分析、总结，我们可以看出现在对于“公平责任”的通说理论、立法实践核心是受害人、行为人的“无过错”，让原被告在损害发生时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依据侵权归责原则不构成侵权的前提下实现损害结果承担公平化的一种侵权损害赔偿的形态。受害人的损失按照公平原则由双方当事人分担，解决的是损害的分担问题。在运用公平责任时，结合王利明的观点[16] ，应当注意1.损失程度与负担能力的结合，2.损害程度与受益情况结合，3.损害程度与受害人情况结合。
（二）运动伤害案件中适用两种理论的类型化问题
本文所说适用理论的类型化问题是指哪种类型的运动伤害案件使用什么理论进行分析、裁判的问题。
1.以运动员的身份为划分标准
以此划分标准可以将运动侵害划分为职业运动员运动侵害或有组织运动员运动侵害或业余运动员运动侵害。
（1）在职业体育运动员运动侵害中，不能仅仅依靠侵权责任法来救济，而是应当主要依靠非侵权行为补偿体系和社会安全保障体系进行救济，作为自甘风险理论和公平责任理论是属于依靠侵权责任法来救济的途径。
依照王泽鉴的三阶层损害赔偿或补偿体系的理论[17] ，他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将损害赔偿补偿制度分成了：第一层的侵权行为法，第二层的无过失补偿（非侵权行为补偿），第三层的社会安全保障。并且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由低到高的不同阶段，三个层次基本上由倒金子型转为平方型（平衡型）进而转向金字塔型。
而我认为，此种理论在运动伤害中也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具有高度商业化、职业化、专业化的职业运动中，解决职业运动员的侵害案件中应当主要依靠社会安全体系和无过失补偿制度来解决损害补偿问题。依据有以下几点：
首先，职业运动员的运动侵害事由的发生基于其职业的特征，职业运动员把运动训练和比赛作为其谋生的手段，训练和比赛是其工作内容，运动员与其所在的运动组织、机构、俱乐部是一种劳动关系或者雇佣关系，其运动过程中发生的侵害他人或者被他人侵害在性质上应当类比因工伤害或受伤，因其伤害他人或者受他人伤害应当由其所在的组织、机构、俱乐部承担相应的补偿、赔偿责任；
其次，根据职业运动特点及惯例，除非故意地以伤害对方身体至其伤残为目的的行为应当依侵权责任法的过错原则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或者以刑法的故意伤害理论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其他在职业运动过程中的伤害或者被伤害事件中通常都是组织、机构、俱乐部承担相应的损害补偿、赔偿；
再次，在大多数的发达国家都规定，俱乐部、体育联合会、体育协会举行比赛必须给运动员上保险，同时运动员、教练、志愿者等参加有关俱乐部的训练活动也必须上保险[18] 。在我国，体育长期以来是“举国体制”，运动员伤、残、病都由国家负责，因此基本上不需要商业保险，运动员也养成了一种“依靠”思想。而随着我国体育产业不断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体育组织、运动员都不断变成市场经济中的一员，需要自己为自身的安全保障负责。由于有关体育组织、运动员及广大普通体育健身者风险意识不强，存在侥幸心理，因此缺乏主动投保的积极性。[19] 我国现有的关于体育保险的相关法律规定有《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事故程度分级标准》、《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事故程度分级标准定义细则》、《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保险试行办法》、《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试行办法》等，存在如覆盖面小、保障程度低等问题。另外，并没有专门的对体育主办方、组织者、体校学生保险的规定。[20] 目前我国的体育保险主要险种有：运动员伤残和死亡保险、公众责任险、财产险等，其他的国际上较常见的有关重大赛事的保险，如“赛事取消保险”、“电视转播取消保险”、“俱乐部降级保险”、“赞助取消保险”、其他财务风险保险等，在国内还是空白。[21] 可见，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现状和保险险种设置以及各组织、机构、俱乐部的投保现状完全可以涵摄职业运动中损害赔偿问题；
最后，在职业体育运动中，可以由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诉讼解决机制并非唯一的途径，并且具有其他解决途径优先适用的趋势。我国《体育法》第33条规定，“在竞技体育运动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作为外部救济手段的体育仲裁制度尚未建立。随着我国运动职业化进程的发展和商业化运作的正当化、规范化，利用行业内部救济途径、调解、仲裁、诉讼相结合的方式解决职业运动员的运动伤害问题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2）在有组织运动员运动侵害中，我们这里讲的有组织运动是区别于职业运动员的组织活动，较常见的是机关、事业、企业、单位、组织、机构等（以下简称“供职组织”）的职员、员工、成员在其组织、协调下进行的团体性比赛、联谊、聚会中的运动过程中，个体运动员不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相应的训练、活动、比赛，而是有一定的代表其所在“供职组织”的性质前提下发生的伤害他人或者被他人伤害的情况。在此种情况，我认为可以运用 “自甘风险”理论，但是运用这种理论的承担风险主体应当是具有组织作用和地位的“供职组织”，由于其运动员是为其“供职组织”的利益进行体育运动，其进入这种体育风险状态的原因是由于维护并考量后的结果，应当由“供职组织”承担相应的风险，但是“供职组织”承担的风险限于所实施运动种类的类型，较为高对抗、难度、受伤害机率较大的运动，则“供职组织”承担的风险越大，对抗程度、难度、受伤机率较小，则“供职组织”承担的风险较小，超过其风险范围内的超出部分伤害结果应当由行为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这种伤害如果是由于行为人的故意或者蓄意伤害而实施的行为造成的，那么应当依据侵权责任法的过错原则追究民事侵权责任或者依据刑法的故意伤害理论追究其刑事责任。
（3）在业余运动员运动侵害中，可以充分利用两种理论来解决相关问题，如果从事的运动项目是激烈程度较高、身体对抗性较强的运动可以运用“自甘风险”理论，但是其风险程度也视运动的类型不同而有所区别，对抗性、激烈程度较小的运动，运动员承担较小的风险，侵权人应当承担较大的赔偿份额；对抗性大的运动，运动员承担较大的风险，侵权人应当承担较小的赔偿份额。但是对于侵害行为基本上属于偶发事件的基本上属于低风险、低对抗性运动中的双方都没有过错的损害案件，不能通过“自甘风险”理论来解决问题，应当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综合考量双方的经济条件和损害的程度。
2.以业余运动的激烈程度、身体对抗性、强度为划分标准
以此划分标准可以将业余运动侵害划分为高风险性运动侵害、一般风险性运动伤害、低风险性运动伤害。
（1）在高风险性运动伤害中，高风险运动是指在运动过程中比较激烈、具有很强的身体对抗性、甚至运动本身就是鼓励一种符合规则的“暴力”，比如拳击、击剑、摔跤、柔道、跆拳道等运动，在此类运动中业余运动员在运动开始之初就应当以理性人能够认识到侵害后果的角度认识到参加此类运动就意味着伤害到别人或者被别人伤害，只要在规则允许范围内的伤害都应当由双方自己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承担自己参加此项高危险运动的相应后果，但是不能违反规则，如违反规则引起的伤害则不在“风险”涵摄内容中，不能运用“自甘风险”理论予以违法性阻却，行为人在违反规则的情况下依照侵权法理论的过错责任原则追究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2）在一般风险性运动伤害中，一般风险是指在运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身体对抗性、激烈性，在此项运动中业余运动员在运动开始之初就应当以理性人能够认识到的一般侵害后果的角度认识到，参加此项运动就意味着有一定可能性会伤害到他人或者被他人伤害到，比如棒球、垒球、篮球、足球、排球、手球等运动，但是此类运动所涵摄的“风险”要明显小于高风险类运动，机率也明显低于高风险类运动，因此参加此项运动的运动员所承担的风险要略低，对侵害人的风险要求较高，对受害人的风险要求较低，而且“风险”只涵盖在规则允许情况下所导致的损害，超过“风险”程度的重大伤害的超出部分应当由侵害人承担，由于违反规则导致的伤害由于不为“风险”所涵摄，因此违反规则的伤害只能由侵害人承担。
（3）在低风险性运动伤害中，低风险是指在运动过程中具有轻微的身体对抗性、激烈性，如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等运动，在此项运动中业余运动员在运动开始之初即使以理性人的角度也不会预见到伤害他人或者被他人伤害的后果，伤害发生的机率、程度都是比较小的，在从事此项运动中发生伤害是一种低概率事件，因此运用“自甘风险”理论就不具有合理性，从事此类运动不能视为是进入了一定“风险”范围。在此类损害发生后，只能根据公平责任来衡平双方利益，对损失进行合理分摊。但是在运用此项公平责任时，应当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应当对损害的性质进行划定，对于财产性损害或者人身损害中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丧葬费可以归入损失费用，由双方分担损失。非财产性损害中的精神损害则不能提出依此公平责任进行分担。
第二、应当充分考量双方当事人的经济条件。这些经济条件包括当事人的实际经济收入、必要经济支出、应对家庭和社会承担的经济负担。法院可以考量双方经济条件和能力将损失在两方之间进行分摊，也可以在进行考量双方财产状况对比、损失大小等因素的基础上，裁定由一方承担所有损失。如果行为人的经济状况好于或等于受害人的经济状况，应当由行为人承担更多的经济损失。由受害人承担更多损失时应考的主要是：（1）当受害人因损害发生造成经济条件严重恶化时，可考虑由经济条件较好的承担全部损失；（2）当行为人自身经济条件非常困难时，可以考虑有经济状况较好的承担全部损失；（3）当损失显著轻微时，可以考虑由受害人承担；（4）如果受害人已经通过保险分散了部分风险，那在分担损失时，可以酌情让受害人承担更多损失。[22]
3. 以受害人是否业余运动员为划分标准
以此划分标准可以将运动侵害划分为对业余运动员运动侵害或对其他人员运动侵害。
（1）在对业余运动员侵害中，由于业余运动员是运动的参加者，对于所参加运动的类型、激烈程度、对抗程度、风险程度有最为直接的了解，而且对于该运动的风险大小、可能发生的损害他人、被他人损害的可能性有较为直观的了解，根据“理性人”的标准进行衡量，使得受害人在“风险”范围内承担相应的受侵害风险，侵害人在“风险”范围内免除相应的侵害责任，但是此种“风险”应当是运动中的合理冲撞、规则允许的身体接触所导致的伤害，而不能是违反规则的身体伤害或者以故意给他人身体带来伤害的故意报复，不能运用“自甘风险”理论来减轻或免除相应责任。
（2）在对其他人员运动侵害中，由于其他人员也分成与运动相关的人员和与运动无关人员两类，因此，适用不同的标准进行区别。与比赛相关的裁判人员等，属于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应当与运动员一样承担与运动类型相匹配的相应程度的“风险”。而与运动无关的人员就不能适用“自甘风险”理论，例如，在一个开放的运动场内，跑道上有人在散步或者慢跑，操场上有自行组织的人员进行足球运动，在一方前锋进行射门时，将球射偏，打在跑道的散步或慢跑人员的脸上，造成眼睛视网膜脱落，那么就不应当适用“自甘风险”理论，而是运用公平责任进行损害分担。正如合同领域的“合同相对性”原理，“自甘风险”也应当有其限定范围，在其限定的与此项运动有关的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风险，超过了此范围“自甘风险”理论就失去了适用的合理性，只能是根据双方均无过错的事实，运用“公平责任”比较双方的经济实力、条件和损失的大小进行衡量，以合理分摊伤害所带来的损失。
（三）前述案例适用理论分析
利用上述的两种理论运用类型化分析的结论，案例中的伤害为业余运动中运动员对参观比赛人员的伤害问题，应当运用“自甘风险”理论进行分析判断。总的原则为参观比赛人员应当是与比赛有关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风险”，况且其观看比赛的地点是球门旁边，“风险”程度也相对较大，因此法院可以判令侵害人承担少量的责任。
河北省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


石家庄市国家建设项目审计条例


（2010年3月26日河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加强国家建设项目的审计监督，规范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河北省国家建设项目审计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国家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是指政府投资、其他国有资产投资以及以政府投资和其他国有资产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包括利用下列资金进行的建设项目：

（一）财政预算安排的建设资金；

（二）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专项建设资金；

（三）政府融资和利用国债的资金；

（四）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的贷款、赠款；

（五）转让、出售、拍卖等处置国有资产及其经营权所得的国有资产权益收入；

（六）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七）政府投入的其他资金；

（八）国有企业投资及国有企业为主的投资。

第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审计机关是建设项目审计监督的执法主体，分别负责本条例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实施和本级投资及主要由本级投资的建设项目的审计监督。

市审计机关可以授权县级审计机关审计市级管辖范围的建设项目，也可以直接审计县级审计机关管辖的建设项目。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做好建设项目审计的相关工作。

发展改革、财政、建设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年度建设项目计划、投资审批情况以及建设项目工程施工许可审批结果抄送同级审计机关。

第五条 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采购、供货、代建、咨询服务等单位与建设项目直接有关的财务收支，应当接受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

第六条 审计机关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报告建设项目审计情况。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建设项目的审计情况。

审计机关可以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布建设项目审计结果。

第七条 审计机关对建设项目进行审计，不得收取费用。

审计机关履行建设项目审计监督职权所需经费和委托社会中介机构、聘用专业技术人员的费用，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八条 审计机关应当建立建设项目投诉举报制度。对投诉举报的问题及时调查处理，经查实有重大价值的，审计机关应当给予投诉举报人奖励。

第九条 审计机关对建设项目审计的类别包括：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竣工决算审计、绩效审计。

审计机关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对建设项目进行审计监督：

（一）对投资额市级在五千万元以上，县级在一百万元以上或者关系到辖区国计民生的重大建设项目，进行全面审计。

（二）对前项规定以外的其他建设项目，进行竣工决算审计，并可以有选择地进行预算执行情况审计。

审计机关应当依照审计类别审计建设项目相关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

第十条 审计机关应当依据建设项目计划和实际需要编制年度建设项目审计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报本级人大常委会和上级审计机关备案。

第十一条 年度建设项目审计计划应当突出以下重点：

（一）重点建设项目；

（二）市级管辖预算四千五百万元以上和县级管辖预算一百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

（三）本级人大常委会决定审计的建设项目；

（四）本级人民政府交办审计的建设项目；

（五）上级审计机关授权审计的建设项目。

年度建设项目审计计划应当列明实施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竣工决算审计、绩效审计的项目类别。

年度建设项目审计计划，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报本级人大常委会和上级审计机关备案。

审计机关应当将年度建设项目审计计划及其调整情况抄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并及时告知被审计单位。

第十二条 年度建设项目审计计划一经批准，审计机关和有关部门应当确保审计计划有效实施。

第十三条 审计机关可以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对建设项目进行审计，并对其监督指导。

审计机关应当对社会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结果进行审核，提出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报告。

审计机关发现社会中介机构审计结果严重失实的，应当进行复审。

第十四条 建设项目的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加强建设项目审计监督，接受审计机关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建设项目进行内部审计的，应当在内部审计完成后的十五日内将审计结果报审计机关备案。

审计机关应当对建设项目内部审计机构的审计结果进行核查。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在签订与建设项目有关的施工合同时，应当载明预留合同总价款20%的待结工程价款，依照本条例应当由审计机关审计的还应当载明经过审计机关审计的内容。工程竣工决算时，以审计机关出具的竣工决算审计结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

第十六条 建设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应当主要审计以下内容：

（一）预算的编制、执行和总投资控制情况；

（二）建设资金的筹集、管理、使用情况；

（三）工程价款结算情况；

（四）设备、材料等采购情况；

（五）有关税费计缴情况；

（六）建设成本核算情况；

（七）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审计的其他事项。

第十七条 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计，应当主要审计以下内容：

（一）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的规定内容；

（二）竣工决算编制情况；

（三）尾工工程和预留资金情况；

（四）建设资金节余及分配、基本建设收入的核算情况；

（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审计的其他事项。

第十八条 审计机关对建设项目审计，应当逐步推行对重大建设项目的工程质量管理、环境保护、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绩效审计。

建设项目绩效审计，应当依据有关的经济、技术及社会环境指标，分析评价建设项目的投资效益，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项目立项、招投标、设计、施工等环节的造价控制和资金支付情况；

（二）项目勘察、设计、建设、施工和监理等单位资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三）工程设计、质量、安全管理的原则、制度、措施以及先进性、有效性；

（四）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建设的先进性、同步性及其有效性；

（五）采用技术设备的先进性、有效性；

（六）项目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预期目标。

第十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合同规定的单位（标段）工程完成后的二十日内，向审计机关提出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申请。审计机关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实施审计。

第二十条 审计机关实施建设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审计时，应当书面通知被审计单位。

被审计单位应当向审计机关报送下列资料：

（一）项目批准建设的有关文件、设计文件、项目概算以及历次调整概算文件；

（二）与项目建设有关的勘察、设计、建设、施工和监理的招、投标文件、合同文本；

（三）项目管理中涉及工程造价的有关资料，包括工程结算书、施工图、工程计量单、设计变更、现场签证、有关会议纪要等；

（四）银行开户资料、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等财务资料；

（五）与项目预算执行审计相关的其他资料。

第二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竣工后的三十日内，向审计机关提出竣工决算审计申请，审计机关应当在自接到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实施审计。

第二十二条 审计机关实施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计时，应当书面通知被审计单位。

被审计单位应当向审计机关报送下列资料：

（一）预算执行情况审计报送的资料；

（二）项目批准建设的有关文件、设计文件、历次调整概算文件；

（三）竣工验收资料；

（四）与建设项目有关的合同以及结算资料；

（五）自项目建设之日起的工程进度报表和财务报表、工程决算报表，以及其他与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

（六）项目竣工决算审计必要的其他资料。

第二十三条 审计机关实施建设项目绩效审计时，应当书面通知被审计单位。

被审计单位应当向审计机关报送下列资料：

（一）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和竣工决算审计报送的资料；

（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相关文件；

（三）项目造价控制文件及相关资料；

（四）采购技术、设备的文件和资料；

（五）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预期目标评估文件资料；

（六）与绩效审计相关的其他资料。

第二十四条 审计机关对建设项目进行绩效审计应当对审计事项作出审计评价，向被审计单位出具审计结果报告；绩效审计发现问题或者认为应当改进的，应当在审计结果报告中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并向本级人民政府提交绩效审计结果报告，为政府投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被审计单位应当依据审计报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改进，提高投资效益。

第二十五条 审计机关对建设项目审计，可以利用社会中介机构和有关部门内部审计机构审计结果。

第二十六条 审计机关对建设项目审计，应当选择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建设项目，按照审计类别实施跟踪审计。

跟踪审计可以按照单项工程、工程标段或投资完成进度目标实施审计。

第二十七条 审计机关对建设项目审计，应当按照精干高效、适应需要的原则组成审计组，具体实施审计工作。

审计组审计人员应当具备与从事的审计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具有行政执法资格。

审计机关可以根据审计工作需要，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人员协助审计组开展工作。

第二十八条 审计机关对建设项目审计，应当编制审计实施方案。审计实施方案内容应当包括：

（一）被审计的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

（二）审计资料收集等准备工作；

（三）审计的范围、内容、目标、重点；

（四）实施步骤和预定起止时间；

（五）审计组成员及其分工；

（六）审计报告和审计决定提出时间。

第二十九条 审计组对审计项目实施审计后，应当提出审计报告，送达被审计单位征求意见；被审计单位应当自收到审计报告之日起10日内，将意见书面予以反馈，超出10日未反馈书面意见的，视同无异议；被审计单位对审计组提出的审计报告有异议的，审计组应当对有异议的部分进行复核，根据核实的情况对审计报告作必要修改。审计组提出的审计报告和被审计单位的书面意见应当一并报送审计机关。

社会中介机构提出的审计报告，经审计机关复核后，由审计机关依照前款规定征求被审计单位的意见和修改审计报告。

第三十条 审计机关应当对审计组提出的审计报告和被审计单位意见进行复核，经审计业务会议审议后，提出审计报告；需要作出处理、处罚的，应当作出处理、处罚的审计决定；需要移送有关机关处理的，应当依法作出移送处理。

审计机关的审计报告和审计决定，应当在审计组审计结束之日起60日内提出，并送达被审计单位或有关机关。

审计机关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审计的建设项目提出的审计报告和审计决定，依照前一、二款的规定提出。

第三十一条 审计机关应当根据国家建设项目的规模确定审计期限。审计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审计期限的，经审计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审计时间，但延长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

第三十二条 审计机关发现被审计单位有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应当给予处理、处罚的，审计机关应当依法做出审计决定。

第三十三条 审计机关发现被审计单位有下列情况的，应当及时移送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一）违反规划、土地、拆迁、招标投标、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的；

（二）未经国家建设项目审批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

（三）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代理、咨询服务等单位不具备相应资质的；

（四）未有效实施工程质量管理的；

（五）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审计机关作出审计移送处理的，有关部门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审计机关。

第三十四条 审计机关在建设项目审计中，发现被审计单位和建设项目相关人员，有涉嫌犯罪行为的，应当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发现因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及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并建议做出处理。

第三十五条 审计机关在作出审计决定或移送有关机关处理决定时，可以通知财政部门和被审计单位的主管部门核减投资或停止拨款。

第三十六条 审计机关应当将审计报告、审计决定及时送达被审计单位，同时抄送建设单位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

被审计单位应当自审计报告和审计决定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审计报告列明的审计结果和决定执行情况书面报告审计机关。

审计机关应当自审计决定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检查审计决定的执行情况。

超过规定期限，被审计单位拒不执行审计决定的，审计机关应当申请本级人民政府督促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七条 因被审计单位原因，应经审计而未经审计的建设项目，财政部门不得拨付待结工程价款，办理竣工决算手续。

审计机关在建设项目审计中，发现违规资金超过一千万元或占工程总价款10%以上的，应当通知财政部门暂停拨付或建设单位暂停支付资金。已经拨付或支付资金的，拨付部门应当全额追回违规资金。

第三十八条 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审计建设项目，应当客观公正，实事求是，遵纪守法，廉洁奉公，保守国家机密和商业秘密，保证审计质量，提高审计效率，恪守职业道德和审计准则。

第三十九条 审计人员办理审计事项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与被审计单位负责人或有关主管人员之间有亲属关系的；

（二）与被审计单位或者审计事项有经济利益关系的；

（三）与被审计单位或者审计事项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

被审计单位认为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可以对审计人员提出回避申请。

审计人员的回避，由审计机关决定。

第四十条 因勘察、设计单位的过错造成建设项目重大预算失控和投资损失的，审计机关应当报告政府并责成建设单位依法追究勘察、设计单位的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应当建议有关部门降低其资质等级或者依法吊销其资质证书。

第四十一条 工程造价、评估咨询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审计机关应当建议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一）超越资质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从事工程造价编制活动的；

（二）故意少算、高估冒算工程造价的；

（三）串通虚报工程造价的；

（四）涂改、出租、转让资质证书的；

（五）编制工程结算文件，其工程造价高于或者低于按规范编制价格百分之五以上的。

第四十二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逾期拒不提出办理预算执行情况审计或竣工决算审计申请的，由审计机关责令其补正，接受审计，拒不补正的，可以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未经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的，由财政部门、建设单位主管部门停止拨付或支付建设资金；未经竣工决算审计的，财政部门、建设单位主管部门不予批准财务决算和办理固定资产转移、移交。

第四十三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未预留或者未足额预留待结工程价款的，由审计机关予以警告，并可处以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已付出工程价款超过审计结果的，超过部分由审计机关责令建设单位予以追回，并可处以多付工程价款5%以上20%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建设项目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四条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工程结算中多计工程款项的，审计机关应当责令其予以调整；已签证多付工程款的，应当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收回或者直接收缴。

施工单位偷工减料、虚报冒领工程款金额较大，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单位或者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第四十五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虚报投资完成，虚列建设成本，隐匿结余资金的，审计机关应当责成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现行会计制度予以纠正。情节严重的，应当建议相关机关给予责任人行政处分。

第四十六条 被审计单位拒绝、阻碍审计或审计调查的，由审计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七条 社会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建设项目审计中出具虚假报告，隐瞒审计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的，由审计机关解除委托关系，由有关部门分别作出以下处理：

（一）对社会中介机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暂停其经营活动或者吊销其营业执照；

（二）对社会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暂停其执行业务或者吊销其资格证书；

（三）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四十八条 审计人员在审计建设项目时有下列行为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明知与被审计单位或者审计事项有利害关系而不主动回避，并产生不良后果的；

（二）索贿、受贿或者谋取接受不当利益的；

（三）隐瞒被审计单位违反财经法纪等问题的；

（四）泄露国家秘密或者被审计单位商业秘密的；

（五）对受理投诉举报问题不认真调查处理，向被举报人泄露举报信息的；

（六）对聘请的专业人员的审计工作未全面履行监督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

（七）与被审计单位、聘请的专业人员及社会中介机构串通舞弊的；

（八）有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等违法行为的。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2010年6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