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损害赔偿中第三人之可诉性研究
　　　　　　　　　　　　　　　——兼论《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缺陷与修改

　　按照我国《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凡因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以及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四种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赔偿，从而确立了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按照上列的四种法定情形，其性质既属于故意之过错，又属于侵权之过错。而对于此种明知故犯的侵权行为，法律却限定只能在配偶之间主张损害赔偿，而不允许向配偶之外的共同侵权第三人主张权利，显然既不符合侵权法的立法宗旨，又有悖于中华民族的传统婚姻道德及社会主义公德。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引起国家立法机关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一、我国现有法律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制度设计

　　(一)　我国婚姻法的规定

　　我国“50婚姻法”和“80婚姻法”均无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婚姻法的决定中，增加了离婚损害赔偿即过错赔偿的内容，并作为修改后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之专条规定，全文如下：“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该条之所以如此规定，就修改婚姻法的背景看，从“80婚姻法” 到2001年修改婚姻法的20年中，我国的婚姻家庭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暴力及婚外性行为（主要表现为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及重婚）已成为动摇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两大毒瘤，被列为当时立法中总结出的六大问题之核心（其他四个方面包括离婚妇女的财产得不到保障、对子女探望权难以实现、婚姻家庭不稳定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及老年人的赡养得不到保障）。因此，修改婚姻法时确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人民的呼声和社会生活的需要，也是婚姻立法的一大进步。

　　（二） 三个司法解释的规定

　　为有效推进婚姻法的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于修改婚姻法的当年、2003年和2011年先后出台了三个关于适用婚姻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作为婚姻法的配套规范，指导、统一全国婚姻家庭审判工作。其中，直接涉及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内容分布如下：

　　解释（一）涉及五条内容：第一条对婚姻法中的“家庭暴力”进行了界定，即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第二条对婚姻法中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进行了界定，即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的共同生活。”第二十八条对《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中的“损害赔偿”进行了界定，即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并指明凡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第7号）。第二十九条对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赔偿主体”进行了界定，规定“承担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第三十条专门规定了人民法院“告知”义务，即受案法院应当在受理离婚案件时，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等规定中当事人的有关权利义务，书面告知当事人，并区别三种情况进行程序性处理。

　　解释（二）涉及两条内容：第一条规定，当事人起诉解除同居关系的，法院不予受理；但属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应当受理并依法予以解除，这是关于立案审查的程序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后，又以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为由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法院应当受理，但当事人协议离婚时已明确表示放弃该项请求或办理离婚登记一年后提出，则不予支持。该条是关于自愿登记离婚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救济途经，含有三层意思：一是当事人登记离婚后仍有权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二是当事人协议离婚时明确放弃该权利的法院不予支持；三是登记离婚后的时间限制，即一年内主张侵权赔偿，过期则不予支持。

　　解释（三）涉及一条内容即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双方均有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过错情形，一方或者双方向对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实际上是重申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关于请求损害赔偿之主体只能是夫妻间的“无过错方”，也重审了解释（一）第二十九条主张损害的权利主体为离婚中的“无过错方”，表明有过错的配偶则不能主张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

　　（三） 综合上列婚姻法及三个司法解释的规定，能够准确定位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乃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即赋予了“无过错方”的侵权请求权。而解释（一）第二十九条则明确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即离婚诉讼中“无过错方”之配偶，而不能向配偶之外的侵权人主张求偿。这是因为，解释（一）的该条规定已经从来自最高法院业务部门的理解中获得答案：一是最高法院刘春银法官在对解释（一）的理解与适用中明确指出：“该条所称的无过错方为合法婚姻当事人中无过错一方，且该项请求权只能向自己的配偶提出。”[1]二是最高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解释（一）答记者问中明确说明：“无过错方的此项请求只能以自己的配偶为被告，不能向婚姻的其他人提出”[2]。这就表明，修改婚姻法所增设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当事人求偿权之行使和侵权责任之承担，均只能限于离婚的配偶之间，而不能牵涉第三人。笔者认为，此确系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立法本意。因为，最高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解释（一）答记者问中已经十分明确的指出：“实践中有些人认为该条规定可以适用于不告自己的配偶，而是告第三者，或者把配偶和第三者都作为被告，根据立法的本意，这些理解都是不正确的”[3] 。

　　二、我国现行法律设计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之问题分析

　　如前所述，从国家立法机关修改婚姻法的历史背景看，1980年到2001年这20年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给国家开辟美好前景的同时，触动了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变化，不稳定因素与日俱增，如婚外性行为、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逐趋严重。为遏制这些现象，立法机关倾听了社会呼声，在修改婚姻法时创设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并将其纳入第五章“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的专章规定。这一救助措施的设定，不但在当时是一种立法上的创举，而且10多年的实践证明，也发挥了一定的救助功能。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立法不可能一步到位，也很难作到完全性突破，因而不应当求全责备。然而10多年的司法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本身的缺陷，尤其是离婚损害赔偿中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无法规治，制约了离婚诉讼中无过错方的权利救济，助长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4种情形的蔓延和加剧，影响了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稳定与巩固。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助长了侵权第三人损人利己的恶行

　　从现实生活言，第三人与配偶的一方（即过错方）共同侵权，或重婚，或与之同居，或鼓动过错方实施家庭暴力，或唆使过错方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多数情况下婚姻法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的四种法定情形都有表现，有些第三人的恶劣程度甚至较之于过错配偶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第三人已经成为侵犯我国配偶权的帮凶，甚至成为我国婚姻家庭解体的罪魁祸首。就是这样一个损人利己的第三人，法律不但不予以惩治，而且还被排除在离婚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之外，这无论从道德角度还是法律角度，都是说不通的，往往引起民众对法律的不理解和不信任。

　　第二，有悖于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原理

　　2009年12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并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法》，其宗旨在于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稳定。[4]为贯彻这一立法宗旨，该法规定了一系列原理、原则、规则与方法，仅适用离婚损害赔偿的侵权第三人的，即有以下精神：一是，有过错即应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三人明知其行为侵犯了婚姻当事人的配偶权、婚姻家庭权以及名誉权和财产权等，却故意为之，理当对自己的不法行为承担侵权责任。二是，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三人与配偶一方共同侵害配偶另一方的合法权益，因而第三人应当受到离婚损害赔偿的无过错方的同案起诉，承担共同侵权损害的赔偿责任。三是，《侵权责任法》的利益平衡功能要求，《侵权责任法》强调损害填补或补偿功能，目的在于对受到损害的民事权益进行保护，旨在使其得以补救与修复。[5]另一方面，要求对侵权行为人施以制裁，否则不能平复受害人遭致的创伤，这就必然要求第三人同案接受司法制裁，以实现侵权责任法的利益平衡功能。如果说，“不允许任何人从自己的过错行为中获得好处”，是一个古老的自然正义法则，那么，任何人不得因自己的不法行为免受追究，则应作为现代司法正义之法则。

　　第三，制约了无过错方的正当权利救济

　　众所周知，离婚损害赔偿之诉中的“无过错方”，实际就是婚姻与家庭不幸中的受害人，他（她）之不幸是由于自己的配偶与第三人勾搭成奸并促使其家庭破裂、婚姻解体。从某种程度讲，第三人的恶行甚至比自己的配偶更无耻，更可恶。一个好端端的家庭破裂了，原本恩爱的夫妻感情死亡了，其内心之痛、离弃之恨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面对受害人的这种无助处境，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却不准受害人向侵权第三人起诉，在第三人免除侵权责任的前提下，受害人的正当权益何以实现，且不说索赔无望，甚至连法定的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道义上的安抚都无法获得。法律之正义何以体现？

　　第四，加剧了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不稳定

　　笔者研究发现，我国从“50婚姻法”到“80婚姻法”的30年大跨度中，我国婚姻家庭的保守型状态，使我国婚姻家庭在这一时期相当稳定和谐，即使局势动荡多变，如建国初期的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及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革”十年内乱的痛苦经历，夫妻和谐，家庭稳定，在建国60多年中离婚率最低，成为我国婚姻家庭稳定和谐的“黄金时期”。[6]而“80婚姻法”到2001年修改婚姻法的20年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反映在婚姻家庭上即是动荡与不安，2001年到现在更是恶作剧式的巨变。据媒体透露，仅2011年的一季度，我国就有46.5万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平均每天有5000多个家庭解体，较2010年同期增长17.1%。[7]

　　三、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立法修改之必要性与可行性

　　从理论上说，法律规则从其颁布时就是过时的，法律漏洞是绝不可避免的。[8]其原因在于，法律规则的相对稳定与社会发展之快速所形成的不协调性。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发出感叹，认为法律应当具有成长的品质，不但要规范现在的社会，还要引导社会的发展。[9]就本文所论离婚损害赔偿中第三人的侵权责任之承担，当时规定不作为侵权主体参与诉讼，可能具有其合理性，但十多年的司法实践证明确有不合理性，且其可诉性无可置疑，因此，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修改巳经具备了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修改之必要性分析

　　首先，婚姻法修改在前，宪法修改在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再修改具备了宪法根据。根据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规定：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人权入宪是本次修宪的标志性亮点，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对其他部门法的制定、修改或废除具有决定性、引领性作用，给婚姻法的修改奠定了基础。而且，强化广大妇女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本身即是宪法人权保障精神之体现。因此，婚姻法相关条文的再修改，已属顺理成章之事。
江苏省宿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宿政办发〔2003〕149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宿迁市非公办教育机构设置和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宿迁市非公办教育机构设置和管理暂行规定》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ＯＯ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宿迁市非公办教育机构设置和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大力实施科教兴市战略，促进民办教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根据《教育法》、《教师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宿迁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贯彻落实国家对非公办教育“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鼓励支持市内外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民个人自筹资金独立、合作或合股举办教育机构，鼓励捐资办学，在全市形成公办教育和非公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
　　第三条 本市非公办教育发展的重点是普通高中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幼儿教育，适度发展普通初中和小学教育，作为义务教育的补充。
　　第四条 举办非公办教育机构应符合当地教育发展的需求，符合教育布局结构调整优化的要求。布局调整已撤并学校的原址，不得举办与原撤并学校同类型的非公办教育机构。
　　第五条 非公办教育机构办学规模规划的最低标准为：幼儿园3个教学班；完全小学双轨、12个教学班；初中四轨、12个教学班；高级中学六轨、18个教学班；九年一贯制学校24个教学班（小学双轨、12个教学班，初中四轨、12个教学班）；完全中学24个教学班（高中六轨、18个教学班，初中双轨、6个教学班）；中等职业学校四轨、12个教学班。
　　第六条 非公办教育机构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举办者为社会组织的，应具有法人资格；举办者为个人的，应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非公办教育机构应具备法人条件，有组织机构和章程；
　　（二）占地面积按上述办学规模首期应不少于下列标准：中等专业学校50亩，普通高中35亩，完全中学40亩，职业高中30亩，初中30亩，九年一贯制学校50亩，小学15亩，幼儿园1.5亩；
　　（三）有自主产权并符合规定标准和满足教育教学需要的教学用房、教学辅助用房以及其它规定的设施设备，职业学校有满足教学需要的实验实习设备；
　　（四）有具备环形跑道的田径场，符合规定标准和满足教学需要的运动场以及体育器材等；
　　（五）有符合国家规定资格和省定编制要求的教师及管理人员；
　　（六）有必要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启动资金不得少于规划总投入的30％。
新设非公办教育机构达不到以上标准和条件的不予审批；已有非公办教育机构达不到以上标准和条件的要限期整改。
　　在农村偏远地区创办确有需求的非公办中小学可以适当放宽规模要求。
　　第七条 申请办学一般分为申请筹设和申请正式设立两个阶段；具备办学条件，达到设置标准的，可以直接申请正式设立。
　　第八条 申请办学由各级教育部门按现行管理体制和审批权限审批。
　　在宿城区申办初中、小学、幼儿园及中等以下非学历教育机构，由区教育部门初审、市教育部门审批。
　　第九条 经县（区）初审后由市审批的学校，县（区）自受理之日起，对申请筹设和申请正式设立的在10天内，作出初审结论。市教育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对申请筹设的在20天内、申请正式设立的在2个月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第十条 对申请正式设立的教育机构，要组织评估组对其进行评估，审批机关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审批。
　　第十一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按照市政府的有关规定，对申办教育机构实行告知承诺服务。
　　第十二条 非公办教育机构的名称，应当由县（区）行政区划名、字号、业务领域、组织形式四部分依次组成。
未经市及以上审批机关批准，任何非公办教育机构不得冠以“中华”、“中国”、“国际”、“江苏”、“宿迁”等字样。
　　第十三条 非公办教育机构必须设立学校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等形式的决策和监督机构，确定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并按有关规定开展工作。
　　第十四条 非公办教育机构负责人必须具备相应的合格学历、有5年以上的教育工作经验和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以及较强的管理能力，年龄不超过65周岁。
　　非公办教育机构负责人任职前必须参加岗位任职资格培训。
　　非公办教育机构聘任的教师，应具有国家规定的教师资格。
　　第十五条 在校生200人以上的非公办教育机构应设立政教处、教务处等中层管理机构；在校生200人以下的非公办教育机构要配备政教、教学、总务等专职或兼职管理人员。
　　非公办教育机构应建立党、团、少先队、学生会等组织，实行属地管理。
非公办教育机构必须建立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
　　第十六条 非公办教育机构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健全教育教学、学生学籍及教师业务档案等管理制度。
　　第十七条 非公办教育机构的教育内容应当符合宪法、法律和法规的规定；要选用经省教育行政部门审定的教材，执行国家教育部、省教育厅制定的课程计划和课程标准；非公办职业技术教育等教育机构，按国家有关规定自主设置专业。
　　第十八条 任何非公办教育机构都不得将所承担的教育教学任务转托或承包给其他组织或个人实施，否则，将责令其停止办学，吊销其办学许可证。
　　第十九条 非公办教育机构批准正式设立并取得办学许可证后方可招生。
　　第二十条 非公办教育机构宣传广告、招生简章必须经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后，方可向社会发布；对不经备案向社会发布宣传广告和招生简章、或发布虚假招生宣传广告的，要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责任，并按有关规定给予经济处罚及纪律处分。
　　第二十一条 规范对学历教育的学籍管理。如确有学期中途到非公办教育机构就读的学生，要按照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转学或借读手续。
　　第二十二条 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按审批和管理权限负责对辖区内的非公办教育机构进行管理，负责处理非公办教育机构终止的善后工作。
　　第二十三条 对非公办教育机构实行年检，年检不合格的教育机构，应限期整改；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教育机构，应责令其停止招生或吊销其办学许可证。
　　第二十四条 积极鼓励非公办教育机构参与各种创建活动，引导非公办教育机构不断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
　　 第二十五条 非公办教育机构投资者不得在规定的权限之外干预学校的内部管理和教育教学活动。
　　第二十六条 非公办教育机构在收费时要持有有权部门批准的收费文件、《收费许可证》、《收费员证》，实行亮证收费。
　　对民办学历教育，由市物价、教育部门制定《民办学历教育收费管理办法》，并由物价部门根据学校软、硬件条件核定最高限价，学校在限价内自主确定具体收费标准；民办非学历教育由学校自主确定收费标准，报当地物价部门备案。
　　第二十七条 非公办教育机构在收费前必须向学生和学生家长公开收费的项目、标准、范围和文件依据，并在学校显著位置张榜公布。
　　第二十八条 非公办教育机构或教职工擅自乱摊派、乱收费，或强制学生参加有关收费性活动的，给予以下处理：
　　（一）限期予以纠正，把不合理收费退还给学生，无法退回的，由物价部门依法收缴财政；
　　（二）责成非公办教育机构负责人和有关责任人作出深刻检查；
　　（三）取消非公办教育机构负责人及有关责任人当年评优或晋职资格；情节严重的，给予责任人纪律处分，直至取消责任学校省、市级以上的星级高中、示范初中、实验小学等称号。
　　第二十九条 本市以前出台的有关文件中有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不一致的，以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为准。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市教育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3年12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