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国有小型企业改革

华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系 张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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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基础，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当代企业中，国有大中型企业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作用，理所当然的成为改革中的重头戏。不过在重视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国有小型企业的改革。因为国有小型企业改革无论在难易性还是在必要性上，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国有小型企业面临的困境
由于历史的、环境的、政策的、企业自身等多方面因素，国有小型企业相对于国有大型企业来说，除了负债率高、养老负担重、企业冗员多、资产流失严重之外，面临着更大的困境。
1. 国有小型企业由于规模小，技术、产品和管理水平都比较落后，竞争能力比较差，经济效益非常低。据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5.5%，小型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71.5%，比平均水平高6个百分点，比大型工业企业高10个百分点。国有小型企业的销售利润为--0.87%，净资产利润为--1.06%。在全部亏损的国有企业中，亏损的国有小型企业占总数的90%，占全部国有小型企业的60%。国有小型企业资产流失严重，国有权益损失殆尽。
2. 现实中，国有小型企业由于规模小，技术、产品、管理水平落后，面临的竞争程度高，市场需求变化快，因而政府承担的风险一般要大于收益，同时由于国有小型企业数量众多，分布面广，委托代理层次多，关系复杂，管理的成本较高，国有化的经营往往不能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和社会负担，所以往往不易管理。
3. 国有小型企业经济效益不尽人意，国家每年要从效益较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所创利润中抽取相当一部分来扶持它们，但是国有小型企业依旧不能扭亏，反而每况日下。国有经济效益降低了，国民经济中的失业问题、债务问题和亏损问题的压力被大大加剧了，国民经济改革的步伐受到制约。据清产核资的结果，全国国有企业目前有30多万户，其中国有小型企业25.5万户，占84.4%。小型企业职工人数为2346.9万人，占全部国有企业职工人数的30.3%， 资产总额是全部国有资产总额的17.6%。国有小型企业改革的成败对整个社会、整个国民经济都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国有小型企业改革的方向
国有大型企业大都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交通、通讯、金融业和支柱产业等国民经济的关键部分，社会化程度较高，承担的社会功能和宏观功能较多。而国有小型企业一般集中在一般性的非主导部门，并且规模较小，市场化程度高，竞争性强，分布面广，在国民经济中不具有主导作用，改革社会震动面和改革难度较小，所以改革起来难度相对较小。
我们应该针对国有小型企业的这些实际情况，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股份合作制、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多种形式，把小型企业直接推向市场，加快国有小型企业改组步伐。要推进企业技术进步，鼓励、引导企业和社会的资金投向技术改造，形成面向市场的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机制。要加强科学管理，探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科学管理制度，建立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形成有效的激励和制约机制。要建立好企业领导班子，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
国有小型企业改革的难点
国有小型企业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情况，改革中存在着一些难点问题：
在城市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方面：
1. 与企业改革密切相关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不完善。
2. 需要逐步建立以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制度为重点的比较完善的社保制度。
3. 应建立城镇住房公积金，加快住房制度改革。
4. 要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理顺银行与企业的关系。
5. 应该推进劳动人事制度改革，造就一批高水平、职业化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6. 应放开放活企业，让其自由发展，自负盈亏。
在企业本身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 国有企业的双重约束还很突出，指令性计划和直接行政干预虽然大大减少了，但间接的行政干预和国有企业对政府的依赖还很严重。
2. 虽然在商品市场上，企业的生产销售和价格的形成绝大多数都纳入市场竞争的轨道，但在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上，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程度还比较有限。
3. 在扩权让利之后，企业具有了较强的利益刺激机制，但企业内部的约束机制和治理结构还很不健全，内部问题突出。
4. 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大锅饭”、“铁饭碗”，企业办社会等体制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5. 国有企业的产权仍然受“条条”、“块块”的行政隶属关系的制约，国有企业的产权缺乏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流动性、竞争性等等。
国有小型企业改革的一点建议
为了解决国有小型企业改革这一难题，我国政府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政策，放小是对国有小型企业区别不同情况，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股份合作制、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多种形式，把小型企业直接推向市场，加快国有小型企业改组步伐。放开放活国有小型企业，着眼点是企业，但不必把每一个企业都搞活，而是可以并且应该打破地区、行业、部门隶属关系和所有制界限，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生产力最佳结合点及资产重组和资源配置的突破口，从社会范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搞活整个国有经济。
1. 对于那些有发展潜力的、经营状况良好的国有小型企业来说，可以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发展成为大中型企业，不再做政府的附属物。
2. 对于那些经营状况不算很好的国有小型企业，可以实行股份合作制，企业全体职工集资入股、股权、产权量化到人，对企业进行职工的民主管理，企业职工除按劳取酬外，不对企业盈亏负责，按股分红，按股承担责任。这样可以大大增强职工的工作热情，提高企业的活力。
3. 国有小型企业可以走兼并之路，通过兼并形式，小型企业可以改组成为某一大型企业的分厂、子公司，通过资产重组，优化资源配置，增强企业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使企业获得生机与活力。并且这样可以把国有小型企业的产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大的企业集团或公司中，在国有资产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实现真正的政企分离，达到放开放活的目的。
4. 对国有小型企业可以进行拍卖。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战线过长，不利于充分发挥其优势，对那些不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的小型企业，有的可以通过拍卖形式进行改制，以达到优化国有资产的目的，也有助于小型企业理顺责权利关系，尽快搞好搞活。同时拍卖得来的资金，可以投入那些急需资金的企业，一举两得。
结 束 语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认识到目前国有小型企业面临的困境，其改革的重要性、迫切性是无庸置疑的。




刑事诉讼标准不宜主张“阶段论”

杨飞


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受审判中心主义的影响，有人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只能存在于法庭上的审判阶段。但在我国，一般认为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者包括实施侦查、起诉等职权的司法人员， 1证明的过程贯穿刑事诉讼始终。基于此，各个诉讼阶段证明标准如何确定呢？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分层论。这种观点直接来源于英美法系国家对证明标准的所谓九个层次的理论2，认为刑事诉讼中存在不同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案件诉讼证明方面的最高标准，适用于判决；而“合理根据”的标准，适用于搜查、扣留和检察官提起起诉书等情况，认为法院的判决是对案件、被告人的最后定性，其证据要求应当是最高层次的，而侦查、逮捕以及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等证据要求是一种阶段性的要求，它与判决时总结全案提出的证据要求是有区别的。进而主张，将起诉证据标准拔高到与有罪判决证据标准相一致是不合法理的。

笔者不赞成此观点。侦查阶段破案是一个不断认知的过程，侦查人员的证明主张是随着侦查深入而不断变化的。由于证明主张的不确定决定了侦查阶段证明标准的阶段性、低层次性。但是提起公诉时，表明检察机关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已经完成，已经有了明确的诉讼主张，就是对犯罪嫌疑人能够依法定罪量刑，即我国刑诉法规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达不到这个标准，就应该继续取证，那么从证明程度上说，就应该和法庭判决所适用的标准同一。虽然到法庭上，法官还要以同样的标准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检视，而且很可能得出与检察机关不同的结论，但那只是判断主体的变化而已，并不表示判断标准的提升。如果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主动降低证明标准，那么到法庭上仍不可避免的要面对和法官同样的证明标准，要承担败诉风险，此举毫无实际价值。实践中有人根据分层理论，认为，检察机关没有必要要求公诉证据标准必须达到最终足以定罪的程度，3有的检察官还认为，起诉无须按照法院作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要求侦查机关找到所有可能证实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材料。这些观点表面上看是为检察机关起诉活动松绑，其实不具有操作性，是极其有害的。

应该注意到，英美法系一些国家对起诉采用较低的证明标准是有其特殊司法环境的。他们的检察官不具有对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批准权，检察官对警方的办结的案子是收案不收人，逮捕拘押犯罪嫌疑人要向法官申请令状，在我们看来法官的责任性就更大些，正是基于此，检察官的起诉也要经过治安法官或大陪审团的批准，非审判法官要防止检察官不负责地滥用诉权而侵犯人权（有理由怀疑实际上也为防止使自己签发的逮捕令状发生更严重后果而担责）。这种人案分离的环境下，检警关系很紧密，使得非审判法官实质上担当了大陆法系检察官的一些职责，检察官提起起诉的标准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我国侦查终结的标准，当然是较低的。而我国则完全不同，检察官自己批捕或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自己起诉，必然要承担更大责任，在没有相应诉讼风险保证措施的环境下，在起诉证明标准上起码要高到足以定罪的标准才行，这与国外起诉的较低标准土壤不同，但效果相当，故没有移植该标准的必要。有人就此建议，在我国也应增设制约检察官的治安法官，控制起诉权，以适应不同的证明标准。4这种不惜以违宪为代价，通过增设机构之类兵棋推演的方法来迎合国外理论的建议，无疑是削足适履。

实践中分层论在重大疑难案件的处理上尤其容易得到响应。如某检察院网站上一案5：某夜，二女在酒吧娱乐，女甲被前男友丙叫至酒吧外，须臾，女乙来到酒吧外，见甲已倒地流血，丙在甲旁，周围无人。丙拦车将甲送到医院后便不知去向，后甲因失血死亡。有证据证实：丙与甲此前因解除同居关系而有隙，丙曾打过甲。丙归案后称：当日与甲在酒吧外遭抢劫，歹徒将甲扎死，后因害怕连累才逃逸。该案应否起诉，某司法机关中一观点认为，本案仅以公诉方的证据，并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丙有罪，不应提起公诉；一观点认为，丙有作案动机，而且案后逃匿，虽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丙有罪，但丙作案的可能性很大，根据惩治犯罪的政策，应提起公诉，因为排除合理怀疑是审判的标准，不是起诉标准。笔者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认定丙实施了犯罪行为，达不到足以定罪的标准，就不能起诉，岂有为了所谓惩治犯罪或者因为“死了人、有民愤”而起诉之理？即使检察机关为了惩治犯罪而甘冒败诉风险，在判决并不支持起诉的情况下惩治犯罪的力度又从何体现？对此，主张起诉的人肯定会有法院“万一能判”的疑问，甚至认为检察机关对疑案做了不起诉，会不会万一放纵了罪犯。笔者认为，运用同样的证据和标准来判断案件事实，如前所述，不论法官、检察官其效果并无二致，只不过是判断主体不同而已，“万一能判”论者下意识地认为法官的判断能力高于检察官，显然失当。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 决不是因为审判人员比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更高明……法官作为最后一个对此问题作出评判的主体，如果他认定指控事实已经达到证明标准的要求，在实质意义上，这一判断……是在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判断基础上的进一步确认，其中包含着侦查人员、检察人员的判断以及法官对此判断的赞同。” 6所以， 检察官审查案件时同样要履行客观性义务，理应通过合理听取各方意见等方式，独立、公正无偏地做出结论，不能因为社会压力而仓促“换手”处理。今年年初刚刚得到纠正的云南孙万刚案件，孙万刚经历了由死囚到无罪释放的惊险历程，作为司法机关应该慎重反思，不能对判决存侥幸的心理。





浙江-岱山-检察院 杨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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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P263.

2熊秋红，《简评英美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载“中国法学网”，

“第一等是绝对确定，由于认识能力的限制，认为这一标准无法达到，因此无论出于任何法律目的均不作此要求；第二等即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案件作出有罪认定所必需，也是诉讼证明方面的最高标准；第三等是明晰且有说服力的证明，适用于某些民事案件以及某些管辖法院对死刑案件中保释请求的驳回；第四等是优势证明，适用于多数民事案件以及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肯定性抗辩；第五等是合理根据，适用于逮捕令状的签发、无证逮捕、搜查和扣留、提起大陪审团起诉书和检察官起诉书、撤销缓刑和假释、以及公民扭送等情况；第六等是合理相信，适用于拦截和搜身；第七等是有理由的怀疑，足以将被告人宣布无罪；第八等是怀疑，适用于侦查的开始；第九等是无线索，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为”。

3 周冬平 ，《关于完善我国提起公诉证据标准的几点反思》， 载《刑事法判解》

4 同上注释。

5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二分院网站，“学术论坛”。

6 樊崇义，正义网2003年1月16日“法律学术”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