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政府


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管理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暂行规定的通知
福建省政府



各地区行政公署，各市、县人民政府，省直各单位：
现将《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管理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暂行规定》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请及时向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反映。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管理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了有利于发展国际经济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加强对外国企业和其他经济、技术组织（以下简称外国企业）常驻福建省代表机构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管理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暂行规定》以及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结合我省具体情况，特制订本暂行规
定。
第二条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为非经营性机构，只能代表其派出企业在我省开展业务联系、产品介绍、市场调查、促进合作和技术交流、咨询服务等非经营性活动。两国政府另有协议规定的，则按协议规定办理。凡未经批准登记的外国企业在我省设立的常驻代表机构，不得在住处挂
牌；不得使用常驻代表处或办事处的名称、名片、图片；不得从事任何与常驻代表机构有关的业务活动。
第三条 外国企业申请设立常驻代表机构，需提交以下证件和材料：
（一）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签署的申请书（原件），内容包括常驻代表机构设立的目的、名称、负责人员、业务范围、驻在期限和驻在地点等；
（二）企业所在国或地区有关当局出具的合法开业证书（原件副本）；
（三）由同企业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出具的资信证明（原件）；
（四）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签署的委任常驻代表的授权书和常驻代表的简历（原件）。
金融业、保险业申请设立常驻代表机构，除应当按照第（一）、（二）、（四）项规定提交证件和材料外，还应当同时提交该总公司的资负和损益年报、组织章程、董事会成员名单等。
第四条 外国企业属于贸易商、制造商、货运代理商及经济组织申请在我省设立常驻代表机构，应由我省的一个对外经贸企业或对外经济组织作为承办单位，并向承办单位提交上述规定的证件和材料，经承办单位提出审核意见后，报请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审批；其他行业，按照业务
性质，分别经省主管部门审核后，报请国家有关部门审批。
第五条 常驻代表机构应在批准设立之日起三十天内，持批准证件和有关材料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登记手续，发给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和代表证。工商登记证有效期为一年，在批准机关批准的驻在期限内，常驻代表机构必须每年在工商登记证有效期满前三十天内，向原登记
机关办理延续的登记手续，换领登记证。
第六条 常驻代表机构的常驻人员及其随行家属在中国的一切活动和进出中国国境，都应遵守中国的法律、法令和有关规定。入境后按规定时间到当地公安机关办理住宿登记和居留手续，领取居留证；在居留期间前往非开放地区，须向当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旅行证；在居留证有效期内
出境并需返回中国的，须向当地公安机关申请返回中国的签证；在居留证有效期后需继续居留的，须在期满前向当地公安机关申请延期。
第七条 常驻代表机构及其常驻人员应按照我国税法的有关规定，在办妥工商登记后三十天内向当地税务机关申请办理税务登记手续，按章缴纳工商统一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拥有和使用机动车辆的，还应缴纳车辆使用牌照税。
第八条 常驻代表机构的首席代表或代表，原则上应由外国企业委派本企业的人员担任，中国公职人员不担任首席代表或兼职受聘于代表机构的工作。常驻代表机构聘用中国职工，应委托当地政府指定的部门办理，不得私自聘用。受聘人员应持有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工作证。
在省会的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所需雇员的选派工作，目前由“福建省对外交流服务中心”承办。
第九条 常驻代表机构及其常驻人员进口所需的办公用品、生活自用物品和交通工具，应持有关证件向当地主管海关申请，办理审批手续。进口物品只限代表机构和代表使用，不得私自出售、转让或移作他用。如需转让或出售，应报经当地海关批准。进口机动车辆应持海关有效证明办
理车辆年检手续。
第十条 常驻代表机构开立外汇帐户，应按中国外汇管理的有关规定，持批准证书和工商登记证等到当地外汇管理局申请办理开户手续，帐户应严格按规定的业务范围使用。
第十一条 常驻代表机构如需延长驻在期限，应在期满前三个月向原承办单位提供有关材料，经承办单位审核后向原批准机关提出延期申请，经批准后三十天内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延期登记，并向税务、海关、公安、外汇管理、银行等部门申请办理登记等有关事宜。
第十二条 凡是代表机构名称、首席代表、代表、业务范围、驻在期限和驻在地点等内容需要变更的，常驻代表机构必须事先提出申请，经原批准机关批准后，向各有关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未经批准登记的，不得擅自变更。
第十三条 常驻代表机构的设址应在当地政府指定的涉外饭店、宾馆和写字楼范围内，不设址在民宅。
第十四条 常驻代表机构驻在期满或者中止业务活动，应提前三十天以书面报告承办单位，经原批准机关批准并持税务、海关、银行等部门出具的债务、税务和进口物品等有关事宜清理完结证明，向原发登记证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外国企业对其原常驻代表机构的未了事宜，必须继
续承担责任。
第十五条 常驻代表机构在我国境内活动必须接受批准机关和有关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并应向批准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及承办单位报送业务活动情况年度报告。对于违反我国有关政策法规，从事非法活动的代表机构或人员，批准机关和管理部门视其情节轻重，有权作出警告、通
报、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吊销登记证、限期离境等处罚决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承办单位原则上应与外国企业正式签订委托承办协议书（内容包括双方的义务、责任和违约处理等），认真履行承办职责和义务。除受外国企业委托时应认真做好外国企业的贸易信誉、经营能力、资信情况以及有关证明文件的审核工作外，还要做好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设
立后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各承办单位要指定专门科室或专人负责外商常驻代表机构，建立资料档案，定期进行联系，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代表机构的问题和要求。
第十七条 在厦门经济特区设立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按国家和厦门经济特区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华侨、港澳企业申请设立常驻代表机构，参照本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 本规定未尽事宜，按有关法规政策办理。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省政府闽政［1982］55号、闽政［1987］14号文同时废止。本规定由福建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负责解释。



1991年2月14日
2011年1月21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出台，全国上下一片欢呼，条例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取消“行政强拆”，新拆迁法取消了地方政府决定强制拆迁公民房屋的权力，公民房屋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得到了更多的一些保护，至少政府失去了领导一句话就突立即强行拆除的生杀大权，作为被拆迁人不用整日的担惊受怕。
但是笔者认为虽然强拆权取消，但并不意味着强制拆迁地方政府强制拆迁的冲动能得到抑制，据笔者知悉不少地方虽然没有直接强拆但其强拆的意图依然是磨刀霍霍，变相强拆屡屡皆是，其恐怖程度丝毫不下于强拆。
作为一名拆迁律师笔者认为，行政逼拆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其逼拆手段之恶劣无异于强拆，如安徽歙县笔者遇到这样一个案件：交警大队某中队指导员鲍家欣因被政府列入某项目的拆迁范围内，该县决定由公安局局长保户做鲍先生思想工作，（注：中纪委要求：严禁公安警察参与征地拆迁），由于顶头上司来动员拆迁鲍先生赶到压力特别大，不久由于不同意签字鲍先生被单位停职要求签字之后上班，鲍先生妻子为减轻丈夫的压力被迫与其离婚，自己承担房屋拆迁的所有事项，岂料该县公安局称：你们夫妻是假离婚，你必须作通家庭思想工作签字拆迁。不久为加快逼迁进度该县领导由国土资源局以没收为由对鲍先生的房屋进行行政处罚，意图强制拆除。
此类事件在绝非仅仅是一个个案，据笔者了解陕西周至县实施的中国楼观道文化展示区项目需占地33平方公里，在某村拆迁过程中没有发布《征收土地公告》要求征地和拆迁，由于该村部分群众长期不同意拆迁，村中出现大批社会人员，号称：不拆杀死，拆拆拆，杀杀杀；泉州晋江洪先生由于不同意拆迁补偿标准，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称将按照“两违”建筑将其房屋拆除..... 行政处罚、按违章处理、停止公职等一切由行政机关掌握的权力都仍然出现于拆迁；税收、工商、消防、国土、建设、卫生等一切可以动用的部门总是为拆迁冲锋陷阵，由此可见行政强拆虽然取消，但是行政逼拆方兴未艾，一种变相的强拆依然在严重侵犯被拆迁人的权益。
行政逼拆是盲目追求政绩的结果，不好强拆只好逼拆。
根据多年的职业经验和社会实践，笔者以为在新拆迁法出台、禁止行政强拆的大环境下，行政逼拆现象产生、蔓延是强制拆除的心态在某些地方领导心中仍然没有消除、是片面追求政绩的结果。
在新拆迁法出台之前，由于可以通过责成部门强制拆除的方式，地方政府强制拆除公民房屋非常方便，只要经房管部门作出一个裁决，县政府便可责成行政部门强制拆除，而且行政诉讼不影响强制拆除决定的执行，为地方政府的强拆大开方便之门。
但是由于新拆迁法出台之后取消了地方政府强拆权，而是转为司法强拆，故某些地方政府为实现以前一样的高效率拆迁，往往利用行政权限逼拆。
司法强拆审核相对严格、时间较长，是地方政府热衷于行政逼拆又一重要原因。
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按照新拆迁法的规定不仅取消了行政强拆，而且司法强拆在诉讼期间也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出台，给司法强拆权给予了更严格的限制，使强制拆除的行使已经不可能拥有以前那样的速度，甚至在诉讼期间要停止，这导致了一些地方政府主要精力集中到动员拆户上，而对于不愿意拆迁的人员只好通过逼迫的方式达成。
由于实施行政逼拆的幕后指使者往往是地方政府的领导，故胁迫者一般有恃无恐明知自己的目的不正当，但还是肆无忌惮，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执法人员不愿意实施逼拆行为但是迫于上级压力没有办法，只好将道德和法律抛于脑后。如安徽歙县国土资源局在对鲍家欣先生进行行政处罚时讲到：领导安排的我们也没办法。一句话道出了行政逼拆的玄机。
我国大量被拆迁户的房屋手续不全,给行政逼拆制造了契机。
在我国公民自建房屋，特别是农村的房屋一般手续不全，房产证和土地证都具备的比例很小，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用地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规划、建筑方面手续齐全的则少之又少，同时政府部门往往在拆迁前几年就作出了规划，冻结拟拆迁区域内的所有房屋手续的办理。由于这样的原因地方政府往往抓住公民房屋手续不全，利用《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建筑法》等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对号入座，不签字就按照违章建筑、非法建筑处理，被拆迁人只好签字。
其实这种手段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这种手续不全的原因不是来自于拆迁户而是执法落实不到位等社会原因造成的普遍现象，针对房屋登记手续不全的情况，《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专门规定了对登记不全的房屋进行调查、核实、认定，对于认定合法的要予以补偿；国务院《关于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也要求对于历史原因造成手续不全的房屋予以补办手续，所以拿着行政处罚的幌子来胁迫被拆迁户是极端的错误，也是不符合政府的执政为民原则的。
行政强拆的主要手段是行政处罚、停止公职等行政手段，甚至夹杂了犯罪行为。
为逼迁所实施的各种行政手段从目的上来讲是违法的，由于意识到这一点地方政府往往会找一个合法的理由来进行掩饰，这就产生了安排规划、土地等部门检查房屋手续是否齐全；税务部门检查税收问题是否可以抓漏洞；工商部门寻找日常经营行为的问题；甚至计划生育、不给小孩上户口等都成为逼迁的手段，其影响涉及的公民和企业的方方面面，只要被这些部门盯上你不拆都不行，只要被这些部门盯上你就是去了在这里立足的根本。
行政手段固然是逼拆的主流，但是行政机关组织拆迁中也难以避免出现犯罪行为，如某县为实施拆迁雇佣的拆迁公司人员素质极端低下含有大量社会流氓混混，对群众实施恐吓等方式逼迁，笔者以为这属于有组织、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临时组织、是带有黑社会的性质，如果达到一定程度应当属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地方政府是拆迁的主导者，同时又掌握着行政处罚的权力，当有人不配合的时候，盲目利用自己的权力来作为拆迁的筹码，几个部门包下一家进行联诛、对拆迁户的亲属株连、纵用社会人员实施口压迫群众是非常恐怖的行为，如鲍家欣事件，公职被停、夫妻被迫离婚、房子将要被没收，这一系列的问题说明一级地方政府如果把行政权力用到极致来对付一个普通老百姓是多么可怕。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设想自己身处安徽歙县鲍家欣事件、泉州晋江洪昭权案件、陕西周至道文化展示区拆迁事件中，身处同类事件之中、身处同样的政府权力之下的进行感受——所谓“感同身受”。笔者关注的绝非这几个案件中的公正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才能从法治层面上根本性地解决行政权力的边界问题——这一问题困扰我们多年，而在以上三个案件中表现尤烈，是关乎一级政府如何与民众处理基本关系的大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可以解决“一名公民如果在某个问题上让政府不如意就在一个地方无法立足”的问题。
行政逼拆折射出恐怖的现实：一个地方政府，当它特别强烈地想要办成一件事的时候，能够想得出怎样的办法、用得出怎样的权力。这种权力的直接承受者可能是部分公职人员、可能是存在一些问题拆迁户，而其实际影响所及，无疑是更广泛的社会公众，是整整一个地方社会。正是政府放大了它的权力，使它的触角伸展到家庭，伸展到公民其他的权利领域。这种过于强烈的行政意志和行权力度，可能使其“治下”的民众陷于绝望之境，鲍家欣家庭出现为此事而离婚的事例就是证明。如果一个政府行使其权力到了能够直接导致家庭破裂、社会失范的地步，那么这种行政可以说就是暴政，而无须问行使权力追求的目标是否公正了。　   行政逼拆反映出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府权力“过大”的问题。政府的各项行政权，大都有其合法的来源，大都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行、政府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当它们针对各种不同的对象分门别类地单独使用的时候，可能是公正的，也可能是不公正的。但是，当所有这些权力集中起来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来针对一个特定的对象的时候，肯定就是不公正的——哪怕这些权力要实现的目标是多么“正义”。这是程序的公正问题，而不是实质的公正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清晰的意识到了这些问题，2010年国务院下发《关于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严格征地拆迁管理的紧急通知》随后国务院废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出台新拆迁法，中央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法院连续针对征地拆迁问题下发紧急通知，严格要求禁止暴力等不正当手段逼迁，如此强大的政策法律攻势下某些地方政府还在搞如此野蛮的逼拆，令人无法置信，无法置信什么样的法律、什么样的政策能够抵制地方政府逼拆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