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的命运

法的关系……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 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他们根 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
题记：拜入法学的门槛不足三年，作为一个法科学生，从一个“法盲”到法学人的转变还刚刚起步，况且苏力教授曾多次教导我们“大学四年，前三年我是不准你们开口的，否则会满口胡言，不知所云”。苏力教授所言及是，大学两年多来，我到底学了多少法学知识？这是我学习法学专业一直以来的反思。特别是有时候给专业外人士解释他们碰到的问题时，往往是解释了一大半天之后，却得到一句“亏你还是学法律的！”这个时候我更是感到茫然、委屈乃至不知所措。到底是法律出了问题，还是自己学得太浅了而没有把握住法律的精神？中国老百姓认的“理”与法应作何变通？如何认识法律以及法治？困惑之余，有一点可以肯定，认真分析问题发生的背景和利用其他学科的观点来解释问题，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面对法学上的各种“疑难杂症”，在法学（这里所指的是狭义的法律，同时也是我们这些经过正规训练的法学人所认为的法学，即只认可国家制定法和形而上的东西，但决无贬义）这个小圈子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那么就真应该跳出这个小圈子来看看了。
下面我将对一个真实的案例进行法律社会学的分析和解构来予以说明，此文的重点是侧重于社会学知识，对于这种有点离经叛道的理论和方法，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的。波斯纳把自己的数部法学大作归于社会学门下，同时强调法学与社会生物学是当代法学研究的前沿，对于这种比较“前沿”的问题，在中国法学界能看到的文章是很少很少的，更多的是进行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分析以及法条主义的诠释。初次涉及所谓“前沿”，难免贻笑大方。


2003年7月31日《南方周末》登载湖南会同县堡子村村民集体“刑讯”打死一个“贼”的事，随后宋玲玲在的《贼的命运与法治常识》（2003年8月7日《南方周末》）中认为，村民们在刑讯过程中，做出种种丧失理智的暴力行为之症结，其一，在于国人的观念，对生命的认识淡薄。其二，我国刑法制度的缺陷。文中提出“法治和人治的区别在哪里，在还需要普及和强调法治常识”（不要忘记，在整个历史上，国家权力，尤其是国家法律对乡民的渗透始终是极为有限的）！但文中也提到几乎所有的国民即使是山野村夫也知道杀人偿命的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啊，这难道说“法治”没有“普及”到村民中去吗?同时案子中的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师为什么在对待司机时也出手那么狠？看来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法治问题了！需要说明的是宋在文中所提出的“法治”概念不清晰也不明确，有点理想主义的味道，因为如果我们把一切的犯罪的发生都归结于法治这个大概念的时候，是不正确也是不合理的。试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算得上我们眼里的法治国家吧？难道这些法治国家就没有犯罪了么？难道你能说他们的法治不健全和国民缺少法治意识？这种观点看似可笑了吧？但这种简单枚举处处比较的做法在我们对于社会问题和学术问题的探讨当中是相当流行的，经常学者一说到某某制度时马上就拿出西方的来加以比较论证，以证明我们的制度是何等的不先进。其实真正有说服力的论证必须从简单的枚举走向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再次，这种论证隐含了一种知识终结的观点，即把中外前人在具体社会历史时空中所创造的制度看成知识的终结、真理的化身，这实际上否认了人类实践创建和提供新的制度知识之必要和可能；它同时隐含了对制度和知识产生和运作之时间和空间的彻底遗忘。固然，这种观点在某些时候可能有助于我们排除妄自尊大，从而谨慎从事；但另一方面，却有可能使我们失去自信，失去对自己长期的切身经验的关注，这是很危险的，只能使我们裹足不前。所以要真正的研究这个案例，就必须找出它之所以发生的真正原因，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萨特说过，存在的即是合理的。那么，上述“打死小偷”事件的“合理性”又在何处？



因特网上，用“打死+小偷”这个关键词搜索出的文章居然有四万之多（google2004年3月18日统计）！标题无外乎于 “十多村民”“四莽撞工人”打死小偷等等。请注意这些量词，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实施暴力行为，而是群体！其中不仅包括农民民工等所谓“社会底层”，也不乏教师公务员 等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较高的“社会主流”。自古以来，中国农民一直是比较善良、淳朴任意受人宰割的弱者，但为什么会在集体“刑讯”中做出如此残忍甚至是令人发指的行为呢？
这个问题表面上通常被看作是法治观念和刑法制度的问题，这种思维通常来自于所谓“法学”的惯常思维，诸如法治不健全、农民愚昧、人权观念缺失等等。但深入思考，我们会发现对此类问题的这种理解和思维是不太合理的。早在19世纪末，法国的心理学家李本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心理学上将村民的这种集体刑讯行为叫做反制度化集体行为。所谓反制度化集体行为是指团体的活动没有共同的了解和被公认的原则。比如，激烈的群众暴动，商品要涨价的信息传来时的抢购浪潮，战争的歇斯底里状态，足球流氓集体骚动等等，都属于反制度化的集体行为。由于反制度化行为是自发产生的，相对来说是没有组织的，所以难以预测和难以控制，因而常常对社会潜藏着巨大的破坏性。
在讨论反制度化集体行为产生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心理学上的经典的“集体行为”事件。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一个叫李村的地方，有一个白人农场。1931年初冬的一个星期六的上午，一个年轻的黑人雇员忿忿地来到这个白人农场，他是来向白人农场主索要欠他的周薪的。白人农场主不在家，他的妻子接待了这个黑人雇员，并说明自己的丈夫出去了，没有留下欠他的周薪，希望他换个时间再来。这个黑人雇员很不高兴地离开了。但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只手枪又重新来到了白人农场主的家中，再次愤然地要求农场主的妻子马上支付欠他的周薪。农场主妻子再次告诉他自己的丈夫出去还没有回来，并要求他马上离开。这个黑人雇员不仅没有离开，反而用手枪把农场主的妻子挟持到房中，实施了非礼。非礼之后，这个黑人雇员就逃走了。白人农场主的妻子立刻报了案，黑人雇员很快被警察逮捕了，并坦白了自己的全部罪行。警察把他关在了监狱中。消息传出后，整个李村都骚动起来了，白人的激动分子纷纷指责黑人的暴行，而黑人则认为这是白人对黑人的又一次陷害。当时，整个李村的气氛相当紧张。法庭不顾这一紧张的气氛，坚持要在当地公开审判。审判开始前，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法庭内外，人越来越多，拥拥挤挤。随着审判的进行，人群变得越来越好战，出现了集体激动的场面，并在相互的交流中把这一情绪逐渐地传染、蔓延。在这关键的时刻，各种各样的谣言又随之出现，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听到的谣言的正确性，人群更是表现得个个跃跃欲试，一触即发。下午一时整，当白人农场主的妻子上庭做证时，激动的人群一下子沸腾起来，成了一群愤怒的暴徒。警察慌忙把黑人雇员监禁在一个水火不入的牢房中，并试图用催泪弹迫使骚动的人群解散。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随后，骚动的群众火烧了法庭。傍晚时，有白人激进分子用炸药爆破了关押黑人的牢房，将炸死的黑人雇员吊在法庭里的一棵树上示众。随后，又把黑人雇员的尸体挂在汽车后面沿街拖着示众，有五千多名白人跟在汽车后面狂叫怒吼。最后，这群激动的白人把黑人雇员的尸体拖到李村黑人区，当众焚烧。事态蔓延得越来越严重，最后不得已，出动了军队加以镇压，才使整个时间慢慢平息。
心理学家们通过对这个典型集体行为事件进行研究和分析，得出了反制度化集体行为具有如下的特点：
首先是拥挤，它是最初的或最早的集体行为的方式。对比堡子村审讯的具体情况就可以发现，当司机被押到“又一堡”旅社门口的时候，立马就被人们围起来了，随后的第二轮第三轮“刑讯”中，人数更是越来越多，由最初的十个左右增加到二三十个，到最后发展到了100多个人围在一起，可见当时场面之大，拥挤情况之严重！这成就了第一个条件——人们围在一起看热闹，我们在这里就把围在一起的人看作是一个群体。在拥挤中，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身体上都发生着拥挤。拥挤的基本效果就是人们彼此之间更为敏感，变得目光狭小、不顾他人的生命，同时对其他的对象的刺激反应也就大大减少了。此时此刻，人们的注意力只限于当时，对平时的道德、法律也就视而不见了。从而也就导致群体成员处于了一种无意识状态。
第二个阶段是集体激动，是拥挤行为更为激烈的方式，他除了具有拥挤的一般特征外，还有着它自己的特殊特征，即对他人的注意更为强烈的吸引力，此时的人们的情绪和行为都是由发自内心的冲动支配，所以，人们此时也表现得极不稳定，也极不负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容易被调动起来发泄自己内心的紧张和不满。案例中，就是由于人们在审讯司机的时候，每次开始时都先问他是不是小偷，当司机否认时，便激发了村民由于丢失东西需要发泄的怒火，以至于在“九罗”一声“打哟”语言的刺激下，人们便开始疯狂的殴打起来！第二轮审讯中姜某也是在没有耐心的情况下，疯狂的殴打司机！因为这时的人们都是一群没有理智的动物集合体，稍有不从就只能激怒他们以至遭到残暴的对待！
第三个阶段是社会传染，这是一种比较快的、不知不觉的、不合理的扩展，它往往表现为一种疯狂、一种时尚的扩大，它是拥挤和集体激动的极端形式。而且社会传染还能吸引旁观者，使旁观者也在不知不觉中做出同样的反应，成为集体暴力行为的一员！社会传染的结果，使社会抵抗力减少，即使个体的自我意识减少，个人也会情不自禁的模仿他人、跟随他人，一下子就扩展到整个群体，最终成为了集体行为。在案中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人们开始用木棍、扫帚打，打断了又换成了木桩子、螺纹钢筋，一个比一个恶毒一个比个凶残，以至于最后拿盐水泼、往司机的口里塞化肥，这些都在互相感染、刺激下愈演愈烈的！这里面最为典型是那个参与者的儿子用食盐水泼在司机的身上，并说：“贼古佬，我给你消消毒！”人群中不但没有人劝阻，却发出了一阵笑声。难道100多个人中就没有一个懂点法律，明白生命的重要意义的吗？围观的人们都成为了这个暴力集体中的一员，心中只有欲望和冲动，只要需求快乐和刺激，这里最好的解释是运用弗洛伊德的“本我”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有三个我。本我，代表人类的本能、欲望和冲动，只要寻求快乐，按“快乐原则”行动。自我，与现实环境相接触，负责对现实环境进行考察，以寻求满足本我的现实途径，因而，是按“现实原则”行动。而超我则代表了良心，是道德我，时时提醒自我按社会道德、法律规范行动，履行的是“至善原则”。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本我的力量特别大，它随时随地地都想表现自己，它更像个野兽，而不大像人。特别是碰到集体暴力这个外在条件的时候，个人的行为就更容易受到同伴的感染、暗示等影响的，就很容易丧失理性和个人责任感，表现得冲动、兴奋随心所欲。在群体暴力中，其实就是一个个本我在游荡。人人有责，也就等于人人无责，人们更多地会做出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时聚集在一起的群众就转变为残酷的、兽性的、失去理智、毫无约束地发泄情感和滥用暴力的乌合之众。
所以，我们在探讨这个案子，思考为什么善良的村民会做出如此过激违反伦理行为的时候，应该放到“集体”这个大前提下来研究。这时所面对的是一个不理智的“集体”而非单独的个体。至于为什么集体中村民们变得如此激烈，甚至失去理智？心理学家金巴尔多(P.Ztnbardo)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结果显示了群体的“暴力”的确与“失去个性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所说”的失去个性化是指当一个人在群体中时，就会产生群体为个人提供了保护的错觉，个体会认为人多势众，个人就不再以一个具体的个体而存在，而是以群体的成员形式而存在，法律的约束力就会远离了这些人，从而，个人丧失责任心，失去一定的理性，做出违反社会准则的过激行为。而当个人单独行事时，则自我意识强，因而更能从理性的、伦理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清楚自己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情。所以如果审讯司机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时，一般情况下不会发展到毒打司机致死的，除非他真的变态！因为这时是一个人，不受其他人的干扰，更容易理性的看待这个 “贼”，这时他就会意识到杀人是要偿命要坐牢的，如果去坐牢的话家里面的老人、孩子谁来照顾等等问题（这也是人成熟的一个标志吧，现在青少年犯罪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化，就是在作案的时候考虑不到这么多的后果和责任），理性就能战胜其“本我”，从而避免做出过激的行为！
从心理学的层面对堡子村村民的集体暴力行为进行分析后，问题变得清晰明了。如果当我们同样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面对这些不理智、充满愤怒的“集体”的时候，我们采取的不是马上给他们普及法律知识、讲法理等等，那样你可能只会遭来更猛烈的打击！这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采取权宜之计，先顺从“集体”的主意承认“事实”，然后再考虑通过其他的方法和程序来还自己的清白。只要不激怒他们，他们心中的“怒火”就不容易被点燃的，这样更有利于保全自己的生命。这种做法看似可笑，但确确实实是通过科学合理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所以，我认为仅仅把贼的命运归结为中国法治观念的缺失和刑法制度的不健全是不合理的，因为集体暴力的行为只要是有人聚集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的。鲁迅说过：“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关于这一问题，西方法治国家所发生的各种骚乱和暴动就很能说明问题。所以此案根本因素还是在于人类的本质和外部环境。法治是一个大概念，我们在引用的时候还需多加小心和慎重。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观点比较空泛的，必须从对人性的研究的角度对具体的问题加以指导，否则那种单纯以一个狭窄的学科领域来研究分析问题的态度对于我们真正的弄清事实真相是极为不利的。在本案中，在社会学意义上来看，张顺成的死归咎于一个心理学上的重要理论：“反制度化集体行为”；从其个人角度讲是死在了其不“顺”上。但是，从法学的角度来讲，我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算是比较公平合理和公正的，因为我们决不能因为这次事件可以以心理学的理论来推出其逻辑上“合理性”而对于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认为是社会意义上的合理。
参考文章及书目：
1、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2、苏力著：《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崔丽娟：《心理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编》第三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叶容华：《社会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6、《南方周末》 2003-07-31 2003-08-07


重庆工商法学院法学院2001级4班 （在读本科） 邮遍：400067
e-mail:kxkz@21cn.com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条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95年12月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1995年12月15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村提留、乡统筹和劳务
第三章 集资、收费及其他项目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减轻农牧民负担，保护农牧民合法权益，调动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牧区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村自治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农牧民负担，是指农牧民依照法律、法规、规章所承担的村（包括村民小组）提留、乡（镇）统筹费（以下简称乡统筹）、劳务（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以及其他费用。
农牧民向国家缴纳税金，完成农副产品定购任务，承担前款规定的各项费用和劳务，是应尽的义务。除此之外，要求农牧民无偿提供财力、物力和劳务的，均为非法行为，农牧民有权拒绝和检举、控告。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是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的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主管本乡（镇）的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日常工作由乡（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负责。
各级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
（一）宣传、贯彻有关农牧民负担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对有关农牧民负担管理的法律、法规的实施和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三）按照管理权限审核涉及农牧民负担的文件；
（四）监督村提留、乡统筹和劳务的使用情况；
（五）受理有关农牧民负担问题的检举和控告，查处或协助有关部门处理涉及农牧民负担的案件；
（六）培训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人员。
各级财政、物价、计划、审计、监察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履行农牧民负担的监督管理职责。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定期检查制度，支持和督促各有关部门认真履行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职责，维护农牧民合法权益。

第二章 村提留、乡统筹和劳务
第六条 农牧民直接向集体经济组织缴纳的村提留和乡统筹（不含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缴纳的利润），以乡（镇）为单位，以国家统计局批准、农业部制定的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报表和计算方法统计的数字为依据，不得超过上一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5％。
第七条 村提留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三项合计一般应控制在上一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3％以内。
（一）公积金，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兴办村、组集体企业。
集体经营的收入不得抵顶公积金提取份额，但应作为积累基金一并纳入公积金管理使用。
（二）公益金，用于五保户供养、特别困难户补助、村医疗卫生设施建设，以及其他公益事业和集体福利事业。
（三）管理费，用于村、组干部和管理人员的报酬以及办公费开支。享受定额补贴的村、组干部人数，每一行政村3至7人，每一村民小组1至2人。每人全年定额补贴的最高额为当地农牧民当年人均纯收入的150％。因公误工的人员可发给误工补贴。具体定额补贴的人数、标准和
误工补贴办法，由乡（镇）人民政府根据村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工作需要制定，报县级人民政府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第八条 乡统筹一般应控制在上一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2％以内，用于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修建乡村道路、民兵训练等民办公助事业，其中乡、村两级办学经费（即教育事业费附加）不低于乡统筹的50％。
第九条 农村义务工，主要用于植树造林、种草、治沙、防汛、农村电网建设、公路建勤、修缮校舍等。按标准工日计算，每个农村劳动力全年承担5至10个义务工。
因抢险救灾，需要增加义务工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统筹安排。
第十条 劳动积累工，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植树造林。按标准工日计算，每个男劳动力全年承担不超过30个劳动积累工，女劳动力承担不超过15个劳动积累工。
第十一条 村提留和乡统筹主要按农牧民从事的产业和经济收入承担。对种植业，在区分土地质量和不同作物经济收入基础上，按承包耕地面积或劳动力计提；对牧业，可按草场承包面积或牲畜最高饲养量计提。
经营个体工商业、私营企业的，应当向其居住地缴纳村提留和乡统筹，其提取比例可以高于当地上一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5％比例限额，但最高不得超过其个人上一年纯收入的3％。具体提取比例由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制定，不计算在本条例第六条规定的限额比例之内。
第十二条 村提留和乡统筹，实行全年统算统收制度，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乡（镇）人民政府组织收取。
第十三条 村提留，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每年年底作出当年决算方案并提出下一年度预算方案，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讨论通过的预决算方案，应当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村民委员会应当对村提留的收取和使用实施监督。
第十四条 乡统筹，由乡（镇）人民政府商乡集体经济组织每年年底作出当年决算方案并编制下一年度预算的方案，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连同本乡（镇）范围内的村提留预算方案，一并报县人民政府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备案。讨论通过后的乡统筹预、决算方案，
应当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第十五条 对收入水平在本村平均线以下的革命烈军属、伤残军人、失去劳动能力的复员退伍军人和特别困难户，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会议讨论评定，适当减免村提留。
乡（镇）人民政府评定的贫困村，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申请，乡（镇）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审核、乡（镇）人民政府同意，报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可以适当核减乡统筹。
第十六条 村提留、乡统筹属于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全体农牧民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其集体资金的性质和用途，不得将村提留、乡统筹平调到乡、村以外的集体经济组织使用，不得挪作乡（镇）财政开支。
对村提留和乡统筹，要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对村提留和乡统筹的使用实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
第十七条 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由乡（镇）人民政府商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用工计划，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执行，年终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张榜公布用工情况，接受群众监督。
使用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时，应由派工单位统一安排出工人员的交通、食宿。
第十八条 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以出劳为主，不得强行以资代劳。本人要求以资代劳的或因某种原因不能出劳的，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批准，可以以资代劳。对因病或者伤残不能承担劳务的，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可以减免。
第十九条 建立《农牧民负担监督卡》制度。凡农牧民依法承担的费用和劳务项目、金额及数量均应分解到户，填入卡中，依卡实施监督。《农牧民负担监督卡》由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发放到户，并定期进行检查。

第三章 集资、收费及其他项目
第二十条 凡涉及农牧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其项目设置、标准的制定和调整，须经自治区财政和物价主管部门会同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批准；重要项目须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向农牧民收费时须出示收费许可证，开具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否则农牧民有权拒付。
第二十一条 向农牧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资必须在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关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遵循自愿、适度、出资者受益、资金定向使用的原则。集资项目的设置和范围的确定，须经自治区计划主管部门会同财政主管部门和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批准，重要项目须经自
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二条 在农村建立各种基金，须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批准。
第二十三条 向农牧民和集体经济组织发放牌照、证件、簿册，必须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须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向农牧民和集体经济组织发放牌照、证件、簿册，只准收取工本费。
第二十四条 禁止强制农牧民认购有价证券、订购报刊、书籍和强制向农牧民募捐；禁止非法对农牧民罚款和没收财物；禁止在农牧民交售农副产品时强行代扣应缴款项；禁止未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开展要求农牧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
第二十五条 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农牧民和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摊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农村执行公务，行政、事业单位在农村设置机构或者配备人员所需经费，不得向农牧民和集体经济组织摊派。
第二十六条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团体为农牧民和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经济、技术、劳务、信息等生产性和公益性服务，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需收取服务费用的，应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执行；国家和自治区没有规定的，由双方协商，签订合同。
第二十七条 农业生产资料经营部门要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对国家供应给农牧民的生产资料，必须按照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价格及时供给，不得擅自提价，不得截留，不得搭配滞销商品。
第二十八条 收取农用水费和电费必须执行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不得擅自提高标准，不得随水费、电费加收其他费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水利、电力部门应加强收费管理，定期公布农村水价、电价标准，接受农牧民监督。
第二十九条 未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任何部门、单位不得在国家和自治区定购任务外，向农牧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派购农副产品。对国家和自治区定购的农副产品，收购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等级、价格，不得压级压价收购。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条 有下列成绩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应予表彰或奖励：
（一）严格执行有关减轻农牧民负担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减轻农牧民负担，成绩显著的；
（二）认真履行本条例规定的职责，成绩显著的；
（三）检举、揭发向农牧民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行为有突出贡献的。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由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会同有关主管部门，责令其如数退还非法收取的款物，造成经济损失的，应给予赔偿；情节严重的可建议有关部门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
（一）违反本条例第六条规定，村提留和乡统筹提取额度超出限额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强行以资代劳的；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擅自向农牧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资的；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强制要求农牧民认购有价证券、订购报刊书籍、捐款捐物、强行代扣款项、擅自开展达标、升级活动、非法对农牧民罚款、没收财物的；
（五）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向农牧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摊派的。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县级以上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有权责令其限期纠正，对拒不纠正的可建议有关部门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
（一）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八条规定，使用村提留、乡统筹超出规定范围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十条规定，使用劳务超出规定数量和使用范围的 ；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九条规定，村提留、乡统筹及劳务不按规定程序进行预、决算，不纳入《农牧民负担监督卡》管理或不张榜公布的；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改变集体资金性质、平调挪用或不接受审计监督的。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关于收费及其他项目管理的规定的，分别由物价、财政部门会同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罚。
第三十四条 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对涉及农牧民负担的控告、检举和揭发，应会同有关部门及时查处并上报同级人民政府。
对控告、检举、揭发和抵制增加农牧民负担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打击报复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不认真履行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职责，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自治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