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


关于印发《辽宁省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
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


通知
各市委，省委各部委，省直各党组、党委：
《辽宁省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暂行办法》已经省委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有计划地交流领导干部，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新形势下深化干部制度改革，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实践证明，做好干部交流工作，有利于干部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经受锻炼，丰富经验，增长才干，提高领导水平；有利于改善领导班子结构，增强领导班子的
整体功能；有利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促进领导干部拒腐防变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加强地区之间的联系，推动地区间的优势互补和经济发展。各级党委要充分认识干部交流工作的重要意义，把这项工作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切实加强领导。要根据《辽宁省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
暂行办法》的规定，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制定干部交流规划，并认真组织实施，保证和促进干部交流工作健康开展，不断提高各级党政领导班子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水平，为实现辽宁的振兴与发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积极推进干部交流工作，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中发〔1995〕4号）、《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93年8月14日国务院第125号令发布）和《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暂行
规定》（中办发〔1999〕16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要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坚持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做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立足需求，流向合理，有利于培养锻炼干部，提高干部队伍素质，促进地区和部门之间的联系和发展。
第三条 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的交流，以调动性易地交流为主，根据需要也可以采取挂职锻炼、轮岗交流的形式。
第四条 市级以上党政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干部的交流，参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章 干部交流的对象
第五条 以下领导干部列为交流的对象：
1．市、县（市、区）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
2．省法院副院长、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市法院正副院长、市检察院正副检察长；县（市、区）法院正副院长、县（市、区）检察院正副检察长；县（市、区）以上公安局正副局长、政委。
3．省、市党委、政府各职能部门的领导班子成员。
4．省直党政机关正副处长。
第六条 干部交流的年龄，市（厅）级领导干部一般不超过55岁，县（处）级领导干部一般不超过50岁，属于必须交流的，年龄可适当放宽。
第七条 对有下列情况的干部，不得列为交流对象：
1．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
2．因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
3．经考核考察被确定为不称职的。
4．由于其他原因暂不宜交流的。

第三章 干部交流的范围
第八条 干部交流应当有计划地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与部门之间、上下级机关之间、党政机关与其他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之间进行。
第九条 市委管理的领导干部，一般在本市范围内交流，其中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应跨市交流。
第十条 实行双重管理，以上级业务部门为主管理的领导干部，一般在本系统内交流，根据工作需要，也可与地方或其他系统的领导干部相互交流。
第十一条 引导和鼓励领导机关干部向基层交流，党政机关干部向企事业单位交流，经济发达地区干部向经济欠发达地区交流。

第四章 干部交流的方式
第十二条 对有下列情况的干部，在提拔前应进行交流：
1．拟提拔担任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职务，凡没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干部，提任前一般要交流到基层工作两年以上。
2．拟提拔担任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职务，凡没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经历的干部，提任前一般要在同级职位之间进行交流。
3．新提拔担任县（市、区）以上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应有计划地安排一部分易地交流任职。
4．新提拔担任各级纪检监察、审判、检察机关和组织、人事、公安、审计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一般要易地交流任职。
第十三条 从合理配置领导班子成员，发挥干部专长，优化领导班子年龄、知识、专业等结构的需要出发，利用领导班子换届和届中调整的有利时机，积极稳妥地交流干部。每次交流干部的数量，一般不应超过领导班子成员的三分之一。同一地方或部门的党政正职一般不同时交流。
第十四条 对有下列情况的干部，根据本人素质、培养目标和工作需要，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有目的地进行交流。
1．对长期在领导机关工作，缺乏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应有计划地安排到下级机关和基层单位任职或挂职锻炼。
2．对长期在基层工作，缺乏宏观管理经验的干部，要有目的地选调到上级领导机关工作。
3．对在同一部门或岗位工作时间较长的干部，要有计划地交流到其他部门或岗位工作。
第十五条 对有下列情况的干部，按照有关规定需要进行易地或易岗交流：
1．现任县（市、区）以上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的成员，在同一职位上任职满10年的，必须交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党政领导干部参照执行）；在同一地区、同级党政领导班子任职满10年的，应有计划地进行交流。
2．现任县（市、区）以上纪检监察、组织和市以上人事、计划、财政、审计、工商、税务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在同一领导班子任职满10年的，应有计划地进行交流。县（市、区）以上政法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在同一地区、同级领导班子任职满10年的，必须进行交流；在同一职
位任职5年以上的，原则上要实行轮岗。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在同一地区、同级领导班子任职10年以上的，也必须进行交流；在同一职位任职5年以上的，原则上要实行轮岗。
3．实行双重管理、以业务部门为主管理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在同一领导班子任职满10年的，应有计划地进行交流。
4．新提拔担任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职务的，一般不得在其原籍、出生地、生长地所在的县（市、区）任职。已在其原籍、出生地、生长地所在的县（市、区）任职满一届的，必须交流（民族自治县的少数民族县委书记、县长，除特殊情况外，应参照执行）。
5．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等亲属关系的，如双方在同一领导班子里任职，或在同一机关担任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有直接上下领导关系职务的，其中一方必须交流；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
审计、财务工作的干部，必须交流。上述避亲交流不受任职时间限制。

第五章 干部交流的组织实施
第十六条 干部交流工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原则上实行分级负责。省委管理的领导干部的交流，由省委组织部提出交流方案，报省委审批后实施。市委管理的领导干部的交流，由市委组织部提出交流方案，报市委审批后实施，其中需要在全省范围内交流的领导干部，由省委组织部
提出交流方案，报省委审批后实施。实行双重管理，以省直部门为主管理的各市业务部门领导干部的交流，由省直有关部门会同省委组织部提出交流方案，并组织实施。
第十七条 干部交流的基本程序：
1．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工作需要拟定干部交流方案。
2．报党委（党组）集体讨论决定后，由组织（人事）部门组织实施。对属于跨地区、跨系统交流的干部，按干部管理权限，经党委（党组）集体讨论决定后，由组织部门组织实施。
3．被交流的干部报到前，党委（党组）或组织（人事）部门的领导干部要与本人谈话，做好思想工作，并注意帮助其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第十八条 被交流干部职务变动，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严格履行审批手续。实行双重管理，以省委、市委为主管理的部门领导干部的交流，事先要同上级有关部门沟通；以省直部门为主管理的部门领导干部的交流，事先也要同有关市委沟通。
第十九条 需要按法定程序选举或任免的干部，交流时应按照法律规定程序办理。需要离任审计的，要按有关规定办理。
干部交流应严格执行领导班子职数的有关规定，不得超职数配备。
第二十条 省直机关处级干部拟交流到市、县（市、区）任职、挂职的，须报省委组织部审批办理。

第六章 干部交流的纪律
第二十一条 各级党组织必须严格履行干部交流的程序，集体研究确定交流对象，不准个人或少数人指定交流对象，不准借干部交流突击提拔干部。
第二十二条 各地区、各单位都要从工作大局出发，坚决执行上级关于干部派进、调出的决定，同时要做好被交流干部的思想工作，教育他们自觉服从组织作出的交流安排。
第二十三条 调出地区或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应负责地向调入地区或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提供被交流干部的有关材料，不准弄虚作假；调入地区或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对有关材料应认真审核，并严格按组织程序办理。
第二十四条 凡组织决定交流的干部，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到新的工作单位报到，并随迁本人的行政关系、工资关系和党的组织关系。对无正当理由不服从组织决定的干部，要进行批评教育，经教育仍不服从组织决定的，应免去现职，并视情节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第二十五条 干部调离后，必须认真遵守中央关于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有关规定，不准干预原地区或原单位的工作，不准从原单位随带工作人员和携带交通、通讯工具及其他公共物品。

第七章 交流干部的管理
第二十六条 对调动交流的干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调入地区或单位进行管理。
第二十七条 对挂职锻炼的干部实行双重管理，以调入地区或单位管理为主。调出单位和调入单位要互相配合，对挂职锻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防止出现“两不管”的现象。

第八章 干部交流的政策
第二十八条 把干部交流与干部使用结合起来，形成有利于干部健康成长的政策导向。对那些经过不同层次和岗位锻炼、德才兼备、实绩突出、群众拥护的干部，要根据工作需要提拔重用。要注意从在基层和艰苦地方工作、表现突出的交流干部中选拔领导干部。
第二十九条 交流到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作的干部，是否随调、随迁配偶子女，可尊重干部本人意愿。配偶子女随调、随迁的，对其工作、就业、上学、住房等优先安排。
第三十条 被交流的干部，可按住房改革有关政策购买一处住房。
第三十一条 易地交流的干部退休时，本人可在交流前和交流后的工作单位所在地选择定居地点，上级组织和有关地区、单位负责妥善安置和管理。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县（市、区）党政职能部门和乡镇党政领导干部的交流，由各地根据本办法制定相应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 过去我省有关干部交流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



1999年8月18日
试论刑诉法修改后少年刑诉制度的抉择

肖建国

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是我国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重大成果。然而，由于主客观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次刑诉法改革的内容主要涉及的是刑诉中的共性程序，反映和揭示的是刑诉中的最基本的规律，并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特殊诉讼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上，所以，在学习和贯彻执行新刑诉法时，各方面对如何正确看待前一阶段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探索成果和发展前景，难免会产生种种模糊认识和看法。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正面临着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期，所有关注少年健康成长和从事少年司法工作的同志，都应该主动接受挑战，抓住有利时机，发展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少年司法制度。
一、少年刑诉特性是少年刑诉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依据

在诉讼理论上，刑事诉讼程序有普通程序和特殊程序之分。由于有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未成年人，他们的身心状况有别于成年人，因此，从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少年案件审理中的特殊性，并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案件审理的少年刑诉工作的特别审理程序。无论是国际社会少年司法制度的问世，还是我国少年法庭的建立和少年司法工作体系的初步形成，都是建立在少年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基础之上的。当前，人们所关注的刑诉法修正后少年司法制度还有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的问题，其实质同样涉及到少年刑事诉讼的特殊性问题。现在，新的刑诉法中规定的适用于少年案件的特殊程序不多，如果我们不从理论上深刻阐明少年刑诉的特性，不从司法实践中形成不同于普通刑事司法程序的一整套特有程序，那么，经过十年创建起来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就有夭折的可能。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提高对少年刑诉特性的认识及把理性的认识贯彻于实际操作过程中去。

少年刑事诉讼的特性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主观臆断的产物。人们对其的认识及其在实践中的把握和运用，都不过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结果。科学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在一定的社会和教育条件下，少年这一特定的年龄阶段必然会形成相应的身心发展特征，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所转移的。处在人生特定阶段的少年，更需要社会的关心，同样也更需要法律的保护。在少年因环境和教育的影响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时，这种关心和保护对于少年的改过自新和保持家庭的幸福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定，都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这一认识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得到认可，并导致1899年美国伊利诺斯州《少年法庭法》的诞生，以及二十世纪以来国际社会普遍推行的少年司法运动。198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实际上是国际社会对少年司法特性的最新和最充分的肯定。

毫无疑问，少年刑事诉讼是以少年身心特征为基点的。只要有少年身心特征的存在，就必然要求形成相应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和制度。现在的问题是，当今少年身心特征是不是那么明显，需不需要有专门的少年诉讼程序。如果我们把少年和少年违法犯罪问题放到特定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去研究，就会看到，改革和建设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伦理、法制以及人们的心理诸方面都产生了极其广泛、全面、深刻的影响，少年的身心特征势必会发生变化和有时代的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整个社会的物质条件不断改善，年轻的一代身体发育加快，身体成熟相对提前与社会成熟较晚之间的不协调已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为此有两方面的情况需要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一是在不良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少年因其身心特征，容易受到外界的腐蚀和毒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大背景下，少年犯罪固然有不可推卸的个人因素，但更有家庭、学校和社会的责任，对犯罪少年的处理，应该采取较为宽恕的法律标准和符合其身心特征的审理方式；二是少年可塑性强，如果社会能够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他们将会比成年犯罪人更容易矫治。反之，就不利于少年回归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和大量的案例都雄辩地证明，社会的发展并没有消除或减弱少年身心特征，因此，建立在少年身心特征基础之上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应该予以保留和发展。从更深刻的意义上看，保留和发展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不仅符合少年的身心特征，有利于少年的成长，而且有利于家庭的幸福和社会的稳定。因此，任何怀疑少年刑事诉讼特性以及反对少年司法制度进一步探索的认识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二、刑诉法改革与少年刑诉特别程序

应该承认，1979年我国在制定刑诉法过程中，就已经注意到少年刑诉的特性，并作出某些具体规定，例如：少年案件不公开和一般不公开审理（第110条）；应当为少年被告人指定辨护人（第27条）；
在讯问和审理少年被告人时，可以通知他们的法定代理人到场（第10条）；等等。这些适用于少年案件审理的制度和方法，经过多年司法实践的检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对此，刑诉法修正中基本上仍然予以保留。但能不能说，我国的少年刑诉特别程序已经很完善了呢？笔者认为未必如此，其理由是：

首先，国际社会少年刑诉程序的发展表明，少年刑诉特别程序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单凭少年刑事实体法的规定或依其作出的裁决，是不可能达到少年刑事实体法的目标和任务的。因为任何少年刑事实体法的实施，需要有一个使之实现的过程、手续或方法，这就必须有少年刑事程序法的助成。少年刑事程序法除了有专门的原则之外，还针对少年案件一般要经历的立案、预审、起诉、审理和执行等诉讼阶段，作出了范围极其广泛的规定，其中尤以专门的审理机构和专业官员、特别的诉讼权利、广泛的犯罪背景调查、简便的审理方式、有限制的强制措施等为重要，按照《北京规则》要求：“诉讼程序应按照最有利于少年的方式和在谅解的气氛下进行，应允许少年参与诉讼程序，并且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实际上揭示了少年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即诉讼中的少年保护优先的原则；此外，我国还发展了国际社会关于少年刑事诉讼的思想，提出了对违法犯罪少年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因此，我国少年刑事诉讼制度的探索，不仅吸取了国外的有益经验和做法，而且有自己的创造，有自己的特色。由此可见，少年刑诉特别程序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国现有的诉讼法还不可能全部概括，发展的前景很广阔，我们应当在现有的刑诉法中作出更加明确、全面的规定（国外一般设专门章节予以规定），抑或制定专门的少年刑事诉讼法。

其次，我国十年来的探索在许多方面发展了少年刑事诉讼特别程序。少年刑事诉讼特性的核心，即少年刑事诉讼区别于普通刑事诉讼的内在根据，就在于对少年违法犯罪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原则，我国十年来的探索实际上是在诉讼程序方面寻找出贯彻这一方针和原则的载体。从已经得到理论界和司法界公认的成功经验和做法看，我国不仅吸收了国外少年司法制度中的科学程序和做法，而且在许多方面有所发展和前进，例如，审理机构的专门化和特邀陪审员制度、社会调查制度、寓教于审制度、“司法一条龙”制度、综合治理制度等，但由于种种原因，在这次刑诉法修正中没有被采纳。但这并不能否定十年的探索，也并不是说修正后的刑诉法已完美无缺，我们可以终止少年刑诉特别程序的进一步探索。当前，一方面，世纪之交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少年的成长寄予很高的期望；另一方面，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不尽理想，少年违法犯罪仍在增多。单纯的惩治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正确的做法是对那些失足的少年，继续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原则，不仅前一阶段的成果要继续保留，还要对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探索，通过实践形成更多的、成熟的经验和做法，以便能早日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和制度。

另外，刑诉法改革为少年刑诉特别程序的进一步开拓奠定了基础。这次刑诉法的修正，最关键和最核心的是刑诉法的指导思想的变化。笔者认为，刑诉法的修正形式是很具体的，但从反映的内在的本质看，是很深刻的，那就是在刑诉法的修正中贯穿了一条主线，即在保证及时、有效地惩罚犯罪的同时，注重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在明确各诉讼主体职责分工的同时，加强对诉讼主体的制约和监督。刑诉法就是在这样一种新的理性认识下作出具体的修正的，它同时也为今后少年刑事诉讼程序的探索，指明了方向。我们应该把握这次刑诉法修正的本质，把刑诉法修正中的指导思想运用于探索少年刑事诉讼的特殊现象中去，这样就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少年刑事诉讼的特殊现象和制定出更加科学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今后我国少年刑诉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应该在严格依法办案的基础上，继续探索，为立法提供实践依据。从刑诉法修正的指导思想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即今后的探索除了要继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原则外，还应该围绕怎样才能“在保障及时、有效地惩罚犯罪的同时，注重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怎样才能“在明确各诉讼主体职责分工的同时，加强对诉讼主体的制约和监督”来开展。

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创建是以少年刑事诉讼程序入手的，无论从立法还是从司法实践来看，少年诉讼程序法建设要早于和快于少年刑事实体法建设。目前，刑诉法的修正为我们发展和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指明了方向和目标，使得我们能够超越一种传统的、已接受的思维模式去不断探索，构建更为科学有效的少年司法制度的新的理论框架和诉讼程序。修正后的刑诉法只解决了刑事诉讼中的共性问题，而不可能揭示少年刑事诉讼中的个性问题，唯有在对刑事诉讼中的共性问题的了解和掌握基础之上，对少年刑事诉讼中的个性问题加以深入的研究，通过深入事物的内部，弄清它的内部结构，了解它的基本特征，掌握它的内部联系，最终方能把握它的规律性，这样才真正有助于我国少年刑事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三、刑诉法改革后少年刑诉特别程序探索过程中的实际操作

我们认为，刑诉法的修正是历史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又是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的。刑诉法修正的事实表明，新的刑诉法没有解决少年刑事诉讼的特性，故对少年刑诉特别程序的探索决不应该停止。当前，我们应该在学习和贯彻落实新刑诉法的同时，把少年刑诉特别程序的探索结合进去，力争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探索，并为法律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以加快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建设。在此，笔者对刑诉法改革后少年刑诉特别程序探索过程中如何实际操作和把握问题，提几点看法：

一是对刑诉法修正的指导思想要很好理解，要运用好修正后的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更好地贯彻落实对违法犯罪少年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原则。我们除了要切实严格按照刑诉法办案之外，还要看到，修正后的刑诉法中的有关规定为少年案件审理中寓教于审提供了可能。这里略举一例：少年案件大多数是量刑在三年以下的刑事案件，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简易程序由于其特殊的审理形式，非常符合少年的身心特点。少年案件的审理中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即迅速简约原则，这是因为，少年案件在诉讼中愈是过份讲究形式的规范，愈会造成极大的心理创伤；在诉讼阶段停留的时间愈长，愈可能受到其他同监人的危害。我们在办理少年案件时，要力求使少年案件的简易程序能有特色。必须指出，少年案件强调“简易”，但不能放弃教育感化工作，不能忽视少年特殊诉讼权利的保护。根据具体的案件，使每个适用简易程序的少年案件都能在合适的氛围下进行审理，都能开展针对性的教育感化工作，这就必然会大大提高办案的质量。

二是对那些虽未在新刑诉法中作出明确的决定，但在有关司法解释中已有规定的，应重新分析研究，决定取舍。少年司法实践的发展，形成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促使一些司法解释的问世。随着刑诉法的端正，这些司法解释是否符合新刑诉法的规定，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笔者认为，这些司法解释的基本精神仍然是正确的，是符合新刑诉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多数具体的规定也是可以继续适用的。但有些规定值得深入研讨。例如，在少年案件中实行的全面社会调查制度，构成了少年案件审理的特色。它是在查明犯罪事实的同时，特别强调对少年生理心理特征、成长的经历、违法犯罪的原因和条件、家庭和学校以及社会的背景等进行调查，根据社会调查的材料，开展针对性的寓教于审工作和科学的定罪量刑。但社会调查究竟应该是诉前的调查，还是审前的调查；调查的主体究竟是法院，还是检察院、公安机关，乃至于社会团体；调查的内容和形式应该如何把握；调查结果是否应该在开庭时宣读和质证；等等，都应该继续加强研究；又如，寓教于审必须贯穿办案的始终，还有没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教育阶段。如果庭审教育作为一个特定的阶段必须保留的话，是放在宣判前进行，还是放在宣判时进行，或者放在宣判后进行。类似这些方面，新的刑诉法虽然没有具体的规定，但我们可以从修改刑诉法的指导思想中得到启迪。

三是对那些虽未在新刑诉法中作出明确的规定，但符合我国的刑事政策、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且与新刑诉法不违背的，应继续大胆探索。没有探索精神，就不能认识新事物及其规律，就不会有少年司法制度的今天，更不会有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我们常讲要维护法制的严肃性，要求司法机关依法办案，但作为改革之中的中国社会和法制，特别是在创建过程中的少年司法制度，没有开拓创新是不行的。应该承认，这几年来我们坚持了探索精神，有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得看到，我们的前进步伐还不快。我们应该紧紧抓住新刑诉法实施的契机，进一步解放思想，在法律的范围内加大探索的步伐。随着新刑诉法的施行，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例如：起诉书和公诉词等法律文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诉讼权利；少年受害人和证人的特殊司法保护；少年案件审理中的法律监督；公安司法机关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范围和途径；等等。通过探索来推进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也是我们对社会、对历史的最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