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
——宪政问题研究系列之一

谢维雁



立宪政府的理论和实践被认为是西方世界所取得的最大的政治成就。这一成就既不是一个世纪也不是一个民族所造就的[1]。这意味着，宪政决不是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权宜之计，更不是某个天才人物的偶然所得。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宪政已成为世界之大趋势，时代之主潮流，它是现代国家政治的常规形态。极少数国家虽未建立真正的宪政制度，却也采取了宪政的形式以掩盖其反宪政的实质。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宪政具有普适性价值，有其存在的合理根据，或者说，它必定可以为人们提供解决特定问题的稳定方式和制度性措施，能满足人们某种普遍的、一般的、恒定的需要。宪政存在的根据，在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普遍性。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揭示了它所要达成的价值目标。“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2]，把握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认识和理解宪政的前提。

宪政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笔者认为，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可由对下面两个问题的回答予以揭示，一是“宪政是干什么用的？”二是“怎样实现宪政的功能？”前一个问题是价值问题，后一个问题是事实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卡尔·J· 弗里德里希认为，宪法和宪政的本质，“可以通过提出这样的问题而被揭示：宪法的政治功能是什么？因为其功用旨在达成的政治目标。在这其中，核心的目标是保护身为政治人的政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保护他们享有真正的自治。宪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Self）”，“宪法的功能也可以被阐释为规定和维护人权的”[3] 。斯蒂芬·L·埃尔金也认为，“古典的宪政思想传统上关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害……同时将政府侵害其公民的机会降至最小程度’。它的目标就是‘避免暴政’”[4]。弗里德里希和埃尔金分别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揭示了宪政的核心价值：保障人权。这是对宪政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国学者一般把立宪主义或宪政的价值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但笔者认为，对权力的限制和对权利的保障在价值意义上并不处于同一层次，对权力的限制具有手段或者工具的意义，应当属于下文要谈到的第二个问题，而对权利的保障是宪政的首要的和终极的价值[5]。宪政所保障的自由与权利，只有相对于具体的、独立的公民个体才有真正的意义。宪政是一个极具人文气息的概念，它在本质上应当是一种个人主义，它针对每一个生命个体，并力求使每一个个体都获得同等的、最低限度的制度保障。人权保障价值是宪政自身的合法性根据。价值认同是实行宪政的前提。宪政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形态，就是因为宪政的人权价值具有普适性并已经获得普遍的价值认同。关于第二个问题，它实际上意味着，为保障人权而建构的宪政制度及其规范体系，它主要以规则和程序为其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实证的制度设计，它是要解决“如何实现人权的保障”或者“怎样保障人权”的问题，前述对权力的限制仅是人权保障的方式之一。实质上，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可被看作是为保障人权而采行的技术手段。如前述，对人权保障的价值，已获得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并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宪政的核心理念。然而，对于如何保障人权的问题，虽然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已达成了认识上的一致，但实践中存在很大而且注定是不可消除的差异。一些在西方国家已经验证有效的人权保障策略在其他一些国家未获普遍认同，而一些东方国家根据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人权保障制度也多为西方国家所责难。实际上，以何种方式、手段、制度来保障人权，从来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即使最早建立宪政的英国、美国和法国在这方面至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宪政的选择，首先而且关键是价值认同，其次才是根据各自的传统与国情构建一套制度措施来保证这一价值的实现，即以规则和程序的形式“约束成员的行为，成为一种生活规范”[6]。

然而，在中国，宪政之路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先进分子掀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拉开了宪政运动的序幕。时至今日，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已经站在宪政的路口”[7]，但毕竟“中国还没有实现宪政”，宪政仍然仅仅“是中国为其完全实现而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8]。宪政在中国一开始就是被作为一种富国强兵的工具选择，而不是被作为一种保障人权的价值认同。迄戊戌维新至今的整个中国宪政运动史，都以求富求强为基本动力，“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主要是把宪政作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器’，坚持一种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工具主义的宪政价值观”[9]。而在实践中，也未形成有效的规则和程序对社会生活进行真正有意义的规制。宪政基本上停留在作为规范表现形式的宪法上，宪法本身更多的是被用作一种政治策略，而不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对宪政的工具化理解和接受，在亚洲国家中具有普遍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亚洲国家在面临殖民统治，或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时，人们把西方强大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立宪主义，归结于它们有统一的宪法，认为只要制定了宪法，并以宪法精神制约社会生活，那么国家的强大就有了保证。因而，忽视了对立宪主义的价值判断，简单地从救国手段的意义上理解立宪主义 ，移植立宪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立宪主义的工具化与社会危机”[10]。实行宪政的第一步是价值认同，其次才是实现这种价值的制度构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从来不曾有过保障人权的观念，宪政运动虽历时百余年，却至今仍未将人权保障确立为宪政的核心价值和指导思想，因此，中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宪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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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前言。

[2] 这是卞悟先生一篇评论文章的题目，其内容与本文主旨并无关联。见《读书》，1998年第6期。

[3]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15页。

[4] （美）斯蒂芬·L·埃尔金、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周叶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页。

[5] 依笔者之见，宪政的基本价值应当包括人权的切实保障，权力的合理配置，秩序的严格维护，利益的有效协调等但毫无疑问，在这个价值序列中，人权保障居于核心地位，而秩序维护、权力制约和利益协调等则居于从属或者次要地位。（见拙作：《宪政基本价值论》，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6期）。

[6] 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

[7] 蔡定剑：《中国宪政运动—百年回眸与未来之路》，刘海年主编：《人权与宪政》，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8]李步云：《宪政与中国》，李步云、张文显主编：《法理学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89页。

[9] 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俞荣根“序”。

[10] 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职业教育条例

2007年2 月3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7年3月27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实施科教兴州战略，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全州经济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以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下称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州行政区域内职业学校教育、职业培训及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自治州职业教育应当提高受教育者的文化素质、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等综合职业素质，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实用技术人才。
　　第四条　自治州建立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人才培养与劳动就业相结合，学校和企业相联系，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相衔接，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并重，与其他教育互相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
　　第五条　自治州及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发展职业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加强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领导、统筹协调和督导评估，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委托行业组织，开展行业人力资源预测，制定行业职业教育和培训规划，指导行业职业教育、职业培训。
　　第六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全州职业教育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宏观管理。
　　自治州及县（市）人民政府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及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职业教育的有关工作。
　　自治州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境外教育机构、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参与的多元职业教育办学体制。
　　自治州支持发展民办职业教育和中外合作办职业教育。
　　第七条　自治州及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按标准落实职业教育学校财政预算内公用经费，设立财政性职业教育专项经费，确保财政预算内职业教育经费逐年增长，城市教育费附加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不得低于30%。县（市）人民政府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元的标准落实农村成人教育经费。自治州及县（市）人民政府用于支持农业科技开发、技术推广、扶贫开发等相关专项资金，应当安排一定比例用于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
　　第八条 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职业培训经费；职工技术素质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可以按照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职业培训经费必须专款专用，主要用于一线职工的职业培训。
　　第九条 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职业教育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可依法取得合理回报。
　　第十条 自治州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信贷手段，扶持发展职业学校教育和开展职业培训。
　　第十一条　职业学校教育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教育，分别由普通初中、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或普通高等学校实施。　　
　　残疾人的职业学校教育除由专门设置的残疾人职业学校实施外，还可以由其他职业学校实施。
　　行业主管部门、行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可以委托学校实施相应的职业学校教育。
　　第十二条　职业学校应当实行产教结合，根据自治州经济社会发展和境内外劳动力市场需求，灵活设置专业和课程，积极开设面向自治州支柱产业、优势产业、新兴产业的专业，增强职业教育专业的适应性。
　　第十三条　职业学校应当按就业岗位群和新职业的需求，开发和编写体现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及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工艺、传统技术等具有职业教育特点的课程和教材。
　　相关行业和企业应当积极参与职业学校的课程和教材改革。
　　第十四条 职业学校应当积极推行学分制等弹性学习制度，为学生半工半读、工学交替、分阶段完成学业等创造条件。
　　第十五条 职业学校应当加强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鼓励在县际、校际间共享实训基地。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为职业学校提供实习基地或者场所，接纳职业学校的学生实习。
　　对上岗实习的学生，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安排指导教师，做好劳动保护和安全工作，并给予适当的补贴；职业学校应当配合实习单位做好实习期间学生的管理工作。
　　职业学校举办的校办产业，可以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由政府投资兴办的公共实训基地应当向社会开放。
　　第十六条　自治州实行职业培训制度。职业培训包括就业前培训、学徒培训、在岗培训、转岗培训、转业培训、创业培训及其他文化或者技能的职业培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为初级、中级、高级职业培训。　
　　各类有条件的教育机构应当承担高技能人才培训任务。
　　第十七条 自治州及县（市）人民政府采取措施，帮助妇女接受职业培训，组织失业人员接受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保障残疾人接受职业培训。
　　第十八条 县（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托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统筹配置农村教育资源， 开展适合农村需求的实用技术和非农产业的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
　　第十九条　自治州及县（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职业培训机构提供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为职业培训机构合理设置专业，提供必要的指导。
　　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加强与用人单位的联系，建立培训机构与劳动力市场密切联系的机制。
　　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业培训制度，并有计划地对本单位职工进行职业培训。
　　第二十条　自治州及县（市）人民政府建立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助学制度。可以采取政府出资补贴，鼓励社会各种力量赞助、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减免学费等方式，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及县（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制定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培养培训规划，在州内外高等院校、企业和相关单位建立培养培训基地，支持职业学校的教师参加高级以上职业技能等级鉴定。
　　企业应当为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的实践和培训提供便利条件。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及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职业学校的教师资源，建立灵活的教师任用机制。自治州及县（市）人民政府编制部门、财政部门应当在编制和经费方面予以支持。
　　第二十三条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可以根据专业技能培训的需要，聘请专业技术人员、高级技术工人、有特殊技能的人员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任教。
　　职业学校的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应当具备中级以上的职业技能等级资格。
　　第二十四条　自治州按照国家规定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自治州及县（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综合管理职业技能鉴定和职业资格证书的核发管理工作。其他行政部门按国家和省的规定开展相关职业资格管理工作。
　　自治州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就业准入目录和我州实际适时发布地方性就业准入职业（工种）目录。
　　中等以上职业学校应当建立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可以引进国外先进职业标准和职业资格证书认证机构。
　　自治州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对部分出国相关劳务人员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及相关管理工作。
　　第二十六条　自治州推行劳动预备制度和就业准入制度。国家规定就业准入控制的职业（工种），用人单位应当从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中录用。国家未规定实行就业准入控制的职业（工种），用人单位应当优先从经过相应职业培训的人员中录用。
　　第二十七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和职业学校应当加强职业教育的科学研究。
　　第二十八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在职业教育中作出显著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2007年4 月13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