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性司法与我国的缓刑制度

作者：彭 箭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一 、恢复性司法与我国的缓刑制度概况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犯罪处理方法。所谓恢复性程序，是指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并经过专业人士充当的中立的第三者的调解，促进当事方的沟通与交流，并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所谓恢复性结果，是指通过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受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同时亦使犯罪人通过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的谅解。

我国刑法中的缓刑，采用的是缓执行制度，是附有一定条件，暂缓执行刑罚或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制度。即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在一定考验期内，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我国的缓刑制度虽然是缓执行制度，但却是在人民法院定罪量刑的同时进行缓刑宣告的制度。缓执行制度在实践中对教育改造罪犯，使之改过自新，预防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缓执行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难以达到缓刑的真正目的，确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
　
我国现行适用缓刑的条件有三：其一是被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二是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法院认为不关押也不致于再危害社会；其三是罪犯不属累犯。即适用缓刑既要考虑犯罪的性质，更要关注不予关押的社会危害性。同样，恢复性司法其固然要关注犯罪人的已然之罪，这就是“顾后”，但其更加关注犯罪人以及一项具体犯罪中有利害关系的所有各方聚集在一起，共同决定如何消除这项犯罪的后果及其对未来的影响，这就是“瞻前”。此外，缓刑是确实不危害社会的有条件不予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与恢复性司法所强调的非犯罪化的处理方式一样强调刑罚的轻缓化与非监禁化，强调社区的矫治，为此可以说缓刑制度与恢复性司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据估计，截止20世纪90年代末，欧洲共出现了500多个恢复性司法计划，北美的恢复性司法计划有300多个，世界范围内的恢复性司法也仅为1000多个。“恢复性司法”也日益成为西方刑事法学界的一大“显学”。但该项制度设计仍然是一项远未发展成熟的刑事司法理论和刑事司法体制，况且一项制度的移植与建构，需要有历史文化的吻合、观念的准备、经济的基础，其他制度特别是刑法、刑事法的各项制度的协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鉴于缓刑制度与恢复性司法在理念及价值上的共同性，笔者认为我国在适用缓刑制度时引进恢复性司法的相关机制，可以充分的发挥缓刑制度的价值目标，又是对原有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且与我国现有的基本刑事制度相一致。

二、缓刑制度引进恢复性司法的必要性

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是否适用缓刑完全由人民法院作出决定，由于“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没有统一的考量标准，因而有的考虑被告人犯罪的情节和案发后的悔罪表现、受害人的态度等等，在认定悔罪表现方面也大都将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从轻情节（如自首、立功、从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脏退赔或赔偿受害人损失、是否缴纳罚金等作为考量因素，有的甚至将被告人不适宜监禁的因素（如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一些与被告人相关联的不合法的客观因素作为适用缓刑因素考虑。只注重被告人的悔罪主观意识，缺乏对被告人的平时表现的调查了解，特别是忽略了对适用缓刑罪犯的监管、帮教、改造等客观条件的考虑。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亲属为了能使被告人适用缓刑，免受监禁，表示愿意多交罚金、多赔偿损失，以金钱的付出来体现被告人的悔罪态度，以至使之成为缓刑的交换条件；有些单位组织出于被告人亲属的种种关系，碍于情面，不切实际地乱出证明，一概证明被告人表现良好；有的帮教组织也停留在纸面上，形同虚设，少数帮教成员甚至不知道被帮教的对象；等等。这些现实存在的情况，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实性，也不能如实反映适用缓刑的客观条件，给法官提供了种种假象，导致了法官在考虑对被告人适用缓刑时出现偏差。因此说，判断被告人归案后是否诚心悔过，适用缓刑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质上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而现行的缓执行制度将这种待定状态交由法官提前认定，确实难于准确把握，以至缓刑期间重新犯罪的时有发生，有的甚至是报复性犯罪。也容易导致法官滥用职权，搞暗箱操作，盲目地适用缓刑，造成重罪轻判，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应得的惩罚，有损法律的严肃性。

由于被害人是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是刑事诉讼的启动因素之一，也是刑事诉讼保护的中心人物。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刑事诉讼自始自终都应是围绕着追究犯罪和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而进行的，因此，如何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法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正如有的学者所讲："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关系是对立的，双方的诉讼权利保障构成了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忽视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不适当的。

保障人权要求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应给予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充分的诉讼参与权。在以往的刑事司法模式中，国家“偷走”了被害人和犯罪人的矛盾，被害人几乎处于被遗忘的境地，而恢复性司法对被害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抚慰和补偿，减少了被害人由受害方变为加害方的情形。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后果的非正式犯罪处理方法，其所强调的是赔偿和预防，而不是给予惩罚。而所谓恢复性程序，是指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协商，并经过以专业人员或社区志愿者充当的中立的第三方的调解，促进当事人的沟通与交流，并确定犯罪发生之后的解决方案；所谓恢复性结果是指通过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得到补偿，使被害人的受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当然在此理解的恢复性不能机械地界定为使事态恢复到犯罪发生之前的状态，事实上犯罪所造成的状态损害是全方面的其中就包括了人际关系方面，而恢复性司法的目标也不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是要通过被害人、犯罪人与社区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使得社区人际关系经过整合达到更为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得以更加牢固的境界。同时也使犯罪人通过积极得负责任的行为重新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的谅解，并使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

为此，在适用缓刑的司法程序中，引进恢复性司法的机制成为必要。充分尊重被害人、被告人的诉讼主体的地位，通过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并由法官充当的中立的第三者，促进当事方的沟通与交流，由当事人商讨并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包括对被害人的道歉和赔偿以及对被告人适用缓刑和缓刑期间的矫正和重新融入社会的方案，并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商讨方案，以确定是否适用缓刑，而不是单纯的以上述三个不确定的条件来确定缓刑的适用，最后达到法律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共同恢复。

三、缓刑制度中引进恢复性司法机制，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无疑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程序中提升了被害人、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增强主体程序的参与性与民主性。"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核心应是加强并保证他的程序参与权。"有句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要让人们以看得见方式实现"。被害人作为当事人，只有参与到诉讼中来，才能看得见实现正义的方式，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程序参与对被害人权利保障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为保障诉讼参与的充分性，法官就应承担如下义务：一必须给予被害人、被告人相互沟通、表达的机会，而且法官应充分听取当事人的主张，二是法院最后的决定应当建立在当事人的主张基础上。当事人的充分参与，体现了程序的真正的民主性。

其次，标志着我们的司法制度不仅注重于法律秩序的恢复，更注重于社会秩序的恢复。大部分犯罪直接侵犯的是个人利益关系，不过这种个人利益关系受国家的特别保护时，它同时体现为国家利益关系，所以传统传统理论认为，犯罪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被害人几乎被排除在刑事诉讼程序之外。国家公诉机关代表的是国家的利益而行使对犯罪人的追诉权，对其进行定罪处罚，而往往是使犯罪人承担了一种抽象的法律责任，恢复了法律上的秩序，却忽略了个人利益的保护，包括被害人的利益及犯罪人的利益，忽略了社会利益的恢复。但恢复性司法认为，犯罪是社区中的个人侵害社区中的个人的行为，因此，对犯罪的处理应该充分发挥被害人、犯罪人和社区的作用。引进恢复性司法机制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犯罪处理方法，是指通过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受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同时亦使犯罪人通过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的谅解。从而达到法律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全面恢复。

第三，可以以缓刑制度为契机，不断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最终为恢复性司法制度的建构做好准备，顺应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潮流。
从目前的犯罪形势和刑事司法系统的运转状况来看，我国面临着与西方国家基本相同的局面。一方面，犯罪总量持续上升，重大犯罪尤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流氓恶势力犯罪、毒品犯罪、暴力犯罪突出，严重威胁了社会秩序，也使社会公众的安全感降低；另一方面，司法资源的投入量与需求量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司法机构和人员超负荷运转，刑事积案上涨，监狱的拥挤程度加剧，重新犯罪率上升，一些罪犯出狱或假释后犯下更严重的罪行。如果在打击严重犯罪的同时，不对某些轻微犯罪实行宽松的刑事政策，刑事司法资源的供需矛盾还会进一步加深，因此，在刑事政策的选择上，必须明确两极化走向思想，确立“轻轻”与“重重”双轨并行的刑事政策。两极化走向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在抗制犯罪问题上，越是加重打击严重犯罪，越应放宽对轻微犯罪的监控和处理。“从重打击”的单向运行，只会导致刑法的过分张扬；而一味地轻缓又会造成刑罚的乏力。只有“轻轻重重”，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才能在维持对重大犯罪持久的高压态势的同时，使轻刑犯得到更好的矫治。而引进恢复性司法的机制的缓刑制度，注重了法律秩序社会秩序的恢复，体现了程序的民主性，恢复了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同时注重社区参与共同对犯罪人的矫治，减轻了国家刑罚的压力，同时又与我国的罪行相适应等刑事法律基本原则不违背，是理想的应对犯罪的机制，为此，在允许的范围内，如对于初犯、偶犯、过失犯特别是未成年人犯，引进恢复性司法机制推行缓刑制度成为必要和可能，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以此为契机，为构建恢复性司法制度创造基础。

当然，缓刑制度引进恢复性司法机制的具体制度及适用的范围、条件等也应有具体的构建。





贵州省贵阳市人大常委会


贵阳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


　　（2006年12月28日贵阳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2007年3月30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公共客运管理，促进城市公共客运事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城市公共交通是公益性事业，应当优先发展。
　　城市公共客运实行统一规划、协调发展，特许经营、规范管理，安全营运、优质服务的原则。
　　第三条 本市云岩、南明、小河区和其他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城镇，以及市人民政府确定区域内城市公共客运的规划、建设、经营、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城市客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城市公共客运的监督管理工作，具体负责云岩、南明、小河区，以及市人民政府确定区域内城市公共客运的监督管理工作，其所属城市客运管理机构负责有关具体工作。
　　其他县级人民政府城市客运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同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权，负责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城镇内城市公共客运的监督管理工作。
　　规划、公安、交通、财政、价格、工商、国土资源、质监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职责，做好城市公共客运管理工作。
　　第五条 城市公共交通应当以政府投入为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城市公共交通事业的资金投入。对政府投入资金应当加强监督和管理。
　　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经营城市公共客运，建设城市公共客运服务设施，逐步实行公司化、规模化经营。

　　　　　　　　　　　　　　　　　　第二章　　　规划建设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按照规定批准后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编制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应当公开征求市民和社会各界的意见。
　　第七条 城市公共汽车、电车、出租汽车等的配置比例，应当根据道路设施、客流等情况确定。
　　城市公共客运应当优先发展符合环保要求、运输效益较高的大容量车辆，逐步淘汰运力低、能耗高、污染大的车辆。
　　城市人民政府根据城市交通专项规划，结合道路建设情况，逐步开设城市公共客运专用车道，设置优先通行信号，提高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的科技水平。
　　第八条 规划确定的城市公共客运场站等用地，应当在详细规划中预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改变其用途。
　　因城市建设确需占用、改变场站等用地的，应当按照规定报请批准，按照规划就近归还用地；没有条件归还的，依法补偿。
　　第九条 用于公共客运设施建设的经营权有偿使用费，应当不低于总金额的35%。
　　第十条 新建、扩建、改建城市道路、交通枢纽、商业街区、旅游景点、体育场馆、住宅小区，应当按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配建、增建公共客运设施。
　　第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城市客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设置线路、站点，完善城市交通网点的衔接。
　　新增、调整、关闭线路、站点，市人民政府城市客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通过公开征求意见、论证等方式确定；各方意见不一致的，应当进行听证。确定实施7日前，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十二条 线路、站点、场站设置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线路、站点根据国家规范标准、本市道路状况设置；
　　（二）标志、文字规范醒目，场站名称中、英文对照准确；
　　（三）本站、下站、沿线站名、运行方向以及首末班次发车时间清晰准确；
　　（四）乘车须知、里程价格对照表、服务公约和监督电话号码齐备；
　　（五）有方便乘客候车、乘车的服务设施；
　　（六）夜间亮化符合规定。

　　　　　　　　　　　　　　　　　　第三章　　　经营服务

　　第十三条 城市客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同级人民政府特许经营权出让计划，制定出让方案，经市人民政府审查，按照规定核准后组织实施。
　　出让计划、方案应当有利于降低成本、费用。
　　核准的线路、出租汽车总量，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十四条 中标人、买受人应当按照规定期限与城市客运管理机构签订特许经营合同，付清经营权有偿使用费，领取经营资格证，办理车辆营运、工商、税务等手续。
　　禁止伪造、涂改、冒用经营资格证、车辆营运证。
　　第十五条 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车辆技术、安全性能符合标准；
　　（二）车辆依法投保；
　　（三）车厢内设施齐备完好，标志设置规范；
　　（四）按照规定安装、送检计价器；
　　（五）按照规定线路、站点、班次、时间营运，按期轮休，定期保养车辆；
　　（六）车辆按规定标明经营单位、车辆编号、线路站名、收费标准和投诉电话；
　　（七）不擅自停业、歇业、终止营运；
　　（八）不指使、强迫从业人员违章作业。
　　第十六条 驾驶员、乘务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持有国家规定的证、照；
　　（二）按时、准确播报站名、乘车注意事项；
　　（三）保持车辆整洁卫生，维护车内秩序；
　　（四）按照规定标准或者计价器显示金额收费，出具合法票据；
　　（五）不滞站揽客、甩站甩客、站外带客；
　　（六）对老、弱、病、残、孕、幼，以及需要紧急救助人员优先提供服务。
　　第十七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最佳线路或者乘客要求的路线行驶；
　　（二）不划地经营；
　　（三）按照规定使用计价器；
　　（四）营运时间不拒载乘客；
　　（五）未经乘客同意不另载客。
　　第十八条 乘客享有安全、便捷、文明礼貌客运服务的权利。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乘客有权拒付车费：
　　（一）车辆未标明收费标准的；
　　（二）计价器无有效期内鉴定合格印、证的；
　　（三）不使用计价器的；
　　（四）不出具合法票据的；
　　（五）中途停止服务的。
　　第十九条 乘客有下列情形之一，驾驶员、乘务员可以拒绝提供营运服务：
　　（一）携带易燃、易爆等违禁物品的；
　　（二）在禁止停车的地点拦车、下车的；
　　（三）不遵守乘车安全规定，又不听劝阻的；
　　（四）不投币、购票，拒绝按照计价器显示金额付费的；
　　（五）无人陪护的丧失自控能力的精神病患者、醉酒者。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城市客运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学习培训制度，对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进行定期培训；建立投诉受理制度，设立、公开投诉电话、通讯地址、电子邮件信箱，方便乘客投诉，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一条 城市客运管理机构受理投诉应当登记，情况清楚的，立即处理；需要调查的，自受理之日起10日内处理完毕；情况复杂的，经城市客运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20日。受理的投诉处理完毕，应当将结果反馈投诉人。
　　被调查人应当配合调查，并且提供相关材料。
　　因乘客投诉需要对营运车辆设施进行检测、鉴定的，费用由过错方承担。
　　第二十二条 实行城市公共交通企业成本费用定期审计、评价制度，企业运营成本必须向社会公布。
　　城市公共客运票价应当实行公平、统一的低票价，票价由价格行政管理部门核定后公布，核定票价应当进行听证。
　　城市公共客运企业依据法律、法规，优待现役军人、残疾人、老年人等乘车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予以补贴。
　　第二十三条 城市客运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服务质量、安全行车监管制度，根据特许经营合同，对经营者的服务质量、安全运行等情况，组织有乘客代表参加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
　　经营者的考核结果，作为申请线路、出租车经营权的条件，记入信用档案，单位和个人有权查阅。
　　第二十四条 城市客运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有以下行为：
　　（一）索取、收受财物；
　　（二）违法收费、罚款、扣车；
　　（三）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城市客运管理机构，应当公布依法批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标准、依据。没有公布的项目，经营者有权拒缴。
　　第二十五条 禁止以下行为：
　　（一）损毁、侵占城市公共客运设施；
　　（二）擅自移动、改变、拆除城市公共客运设施；
　　（三）在场站、站点设置摊点、堆放物品，停放其他车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城市客运管理机构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二款、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赔偿。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擅自占用、改变城市公共客运场站等用地的，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法拆除建筑物、构筑物，并处以同类地段商业用地土地出让金平均价格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未取得资格证、车辆营运证从事城市公共客运经营，伪造、涂改、冒用经营资格证、车辆营运证，尚不构成犯罪的，指定停放地点接受处理，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之一的予以警告，责令立即改正；违反第一、五、六、七、八项规定的，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四、六项规定的，予以警告，责令立即改正。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三、五项、第十七条规定之一、第十八条第五项的，责令改正，并可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业整顿。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之一的，责令改正，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有关名词的含义为:
　　（一）城市公共交通，是指由城市大、中、小型公共汽车、电车、轨道交通、出租汽车等交通方式组成的公共客运交通系统；
　　（二）城市公共客运，是指城市公共汽车、电车、轨道交通等按照规定的线路、站点、时间，或者出租汽车按照乘客意愿运营，为乘客提供服务的活动；
　　（三）城市公共客运设施，是指公共交通场站、枢纽、公共交通专用道、优先通行信号等设施。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
　　1999年6月16日公布施行的《贵阳市城市社会客运管理条例》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