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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人身损害死亡赔偿金规定的质疑

秦昌东 陈璇

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解释》）对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引起的损害赔偿的诉讼提供了确切的指导，明确了许多多发领域的损害赔偿问题。如教育机构的过错责任、雇员侵权的雇主责任、义务帮工致人损害的责任等等。但其中的一些规定值得商榷。《人损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根据该规定，在实务操作中，法院首先应当查明受害人的户口性质，即受害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其次，在分清受害人身份性质的基础上，城镇居民的，按照其可支配收入作为计算标准；农村居民的，则只能按照人均纯收入作为计算标准。再次，具体的计算标准必须以受诉法院所在地的标准为依据。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有所不妥。

对于死亡赔偿金，顾名思义，是对受害人作为一个民事权利主体生命权的丧失（死亡）作出的赔偿。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而生命权则是一切权利的基础和前提，任何生命权的丧失都是公民民事权利能力的丧失。因此，死亡赔偿金实质是以受害人民事权利能力的丧失为给付条件。死亡赔偿金的性质，传统上有“抚养丧失说”和“继承丧失说”两种理论。“抚养丧失说”认为，因受害人死亡，受害人生前扶养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因此丧失了生活资源的供给来源，受有财产损害，侵权责任人应当对该项损害予以赔偿。但在很多情况下，受害人并没有需要抚养的近亲属，为平衡利益，法律规定对受害人近亲属因受害人死亡反射性精神利益损害，侵权责任人亦应当赔偿。我国的《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3月公布施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基本上采纳了这一理论，将死亡赔偿金定性为精神损失。“继承丧失说”认为，侵害他人生命致人死亡，不仅生命利益本身受侵害，而且造成受害人余命年岁内的收入“逸失”，也就是给与受害人共同生活的家庭共同体造成了应得财产的损失。因此，死亡赔偿金应当是一种物质损失。我国《国家赔偿法》所确定的赔偿的原则为受害人的物质损害的范围，其将死亡赔偿金也列入赔偿的范围之列，也就是确定了死亡赔偿金的财产性质地位。《人损解释》突破了以往法律的传统规定，参照《国家赔偿法》，将死亡赔偿金确定为物质损失的范围，侵权人责任人应当予以赔偿。并且明确权利人另外还主张精神抚慰金（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该规定基本上确立了死亡赔偿金的双重赔偿原则。这不仅仅是对受害人家庭共同体应得财产损失的赔偿，更应当是对人权的尊重，确立人的生命权的最高人格利益和至高无上的人格价值。

但是，《人损解释》在确定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时，表现出了对公民民事权利能力的不平等保护。按照我国现行户籍制度所确定的，我国居民划分为粮农和非农业两种，即通常所说的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依照《人损解释》，城镇户口的居民死亡的，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计算死亡赔偿金；农村户口的居民死亡的，则依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也就是说，某个公民生命权（民事权利能力）的丧失，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赔偿标准是不一样的，在A地死亡与B地死亡的赔偿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里的平等包括民事权利在法律上的平等保护。不仅仅是公民本人生前民事权利的平等保护，也包括该公民近亲属因其死亡所获得民事权益的平等保护。我国《民法通则》第十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这里的平等也不仅仅是民事权利能力取得上的平等，当然地也包括行使上的平等和该民事权利能力丧失保护上的平等。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该规定没有区分死者是农村居民还是城镇居民。涉及死亡赔偿的民商事法律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二条、《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四条都没有对死者户口身份作区分。唯一对赔偿作身份区分的是国务院颁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而该《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只是行政法规，相对于法律来说，属于底位阶的规范性文件。根据我国司法解释的规则，司法解释应当就法律适用作一定的释明。其前提是有需要解释的法律规定，即解释必须有法律依据。其次，解释不能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原则。综上所述，《人损解释》已经超出了平等保护的原则，该解释将受害人的死亡赔偿金计算划分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不同身份标准和城镇居民是按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而农村居民只能按人均纯收入计算的不同数额标准和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地区标准没有法律依据。很显然，城镇居民的收入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可支配收入与纯收入的差距，沿海与内地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这样规定，给公众的感觉是发达地区城市居民的生命似乎更“宝贵”，在发达地区死亡比在落后地区死亡更“划算”，不利于良好公众心理的培养。按照“继承丧失说”的理论，死亡赔偿金是对与受害人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一种应得财产利益因受害人死亡而导致该应得财产利益损失的补偿。既然属于应得财产，说明其还不是已经现实取得了的财产，只是一种现实的可能。影响“可能”的因素很多，一个公民可能现在是农民，但不代表将来就是农民，也有可能是城镇居民。同样的，受害人近亲属的应得利益中，可能是大规模农民民营家的可能所得，也有可能是连基本生活都没办法解决的城镇居民的可能所得，要计算受害人的可能所得（也就是计算受害人近亲属应得财产利益），则不能“一刀切”式的以受害人的户口性质来确定赔偿标准。如果要这样计算死亡赔偿金的话，现实操作中肯定不可能实现，我们不可能计算每个受害人的可能收入，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模式来确定赔偿金的计算，但不是《人损解释》所确定的那样。《人损解释》将死亡赔偿金确定为财产损失的范围，很大程度上是依据了我国的《国家赔偿法》，但在死亡赔偿金的具体计算标准上却采用了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的两分法（即将受害人划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进行赔偿）。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第一款规定：“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该规定明确受害公民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是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并没有作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与纯收入或是否是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区分。

综上所述，《人损解释》对死亡赔偿金计算的规定在理论上不能体现对公民民事权利能力丧失时的平等保护，在实践操作中容易使人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产生不必要误解与困惑。建议在计算公民死亡赔偿金的时候，不要人为地对受害人进行“三六九等”身份划分，应当按照《人损解释》参照《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死亡赔偿金是财产损失的性质一样，公民死亡赔偿金也应当以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来确定。








法治与公共话语

姚建宗

话语乃是社会活动主体通过言语或者以言行事而对语言加以运用的最为基本的方式，它一般是通过具有丰富的意义负载的象征符号来表达或者传达其意图与内涵的。这些象征符号极为广泛而复杂，诸如手势、身体动作、表情、声音、语词等等都包括在内，但最为基本也最为常用的乃是语词。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语言"乃是为了形式表达而建立的规则系统，其基本要素为"句子"；而"言语"或"言说"则是在话语中使用句子的语言行为，其基本要素为"话语"或"言语行为"。（1）但在非严格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话语等同于语言，即静态的在"句子"中运用"语词"的规范性意义表达。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讲，人的世界，即是由人的语言或者话语构成的具有意义联系的不断展开的世界；人的生活，无论是作为历史的过去的生活，还是作为当前的现实生活，甚至是作为将来的未来生活，也都是而且也只能是由人的语言或者话语来构造的。话语或者语言，总是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着主体的性格、情感、理想与思维。公共话语，则集中地反映了绝大多数社会活动主体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精神风貌、社会情感与民族性格，也反映了绝大多数社会活动主体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思维方式与社会理想。

显然，任何准备进行真正的法治建设的社会和国家，不能不认真对待其所面临的现实的公共话语与法治的旨趣和原则的契合性。因此，在尽可能地消解与法治的旨趣和原则相矛盾的公共话语对法治的观念对抗与消极影响、改造这些与法治的旨趣和原则相悖的公共话语的基础上，建构和培育充分表达法治的旨趣与原则的公共话语，从而使广泛的社会活动主体在其思想和行动中逐步接受"法治"的公共话语及其所体现的观念、意识、精神和思维逻辑，确立法的至上性与权威性观念，培养并巩固其对法的真诚的制度性信任与信仰，乃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所无法回避、也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之一。

一、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生存式样与生活方式，法治的存在、发展与运作总是在一既定的公共话语或者语言环境之中展开的；同时它也需要并产生着支持它自身的存在、发展与运作的共公话语体系。

人与其它动物的区别的关键之一乃是人拥有语言并能对语言自觉地加以运用，人的世界之所以是人的世界，其关键之一也在于人拥有语言并能对语言自觉地加以运用。正是在对语言的自觉运用之中，人才通过语言在思维之中认识、理解和创造着自身和生活，从而也创造了人的世界。难怪美国人类学家R·M·基辛坚持认为："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主要是因为人类有创造并运用象征符号(symbols)的能力。语言使人类得以超越许多生物性的限制，也使人类得以建构其文化模型并传诸后世。"因此，"要了解人类及其本质，就必须先了解语言。这不仅因为语言促成了人类的文化，造成我们在大自然中独一无二的地位；更因为语言是文化本身的基本关键。"（2）怀特更具体地分析了语言与人类生活的极其密切的关联，即："没有语言，我们就不会有政治、经济、宗教和军事的组织；没有礼仪和道德规范；没有法律；没有科学、神学和文学；除了猿猴水平的嬉戏外，它不会有游戏和音乐。没有音节清晰的语言，礼仪和礼仪用品就毫无意义。实际上，没有音节清晰的语言，这就差不多等于丧失了使用工具的能力，我们就将象现在在高等类人猿中发现的情况那样，只是偶然地和无意义地动用一下工具；因为，正是音节清晰的语言，才使得类人猿那种偶然动用工具的活动，转变为人类之具有进步性和累加性的使用工具的活动。"（3）

正是语言使生物的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使人的生活与人的世界得以形成、展开并不间断地得到延续。因此，从社会文化的意义上以及从人的整体的生活的意义上来看，人的真实的历史正是语言沉积的历史，人的真实的现实生活正是由语言展开的活生生的生活，人的理想的未来生活也正是由语言所型塑的生活。所以，"语言不是一种虚饰，它在执行着某种实际的功能。并且因为每个人总是希望语言这种经常使用的工具经济、简便、省力，以最小的气力表达最大的信息量，因此一种语言总是与它的环境高度适应。在这种特定环境中，只有愚蠢的表达者，没有愚蠢的社会语言。在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某些词汇被经常、反复、高频率地使用不会是没有缘由的，不会因为使用它的是个'罗哩罗嗦'民族。而以大量不同的名称去代表同一事物、现象的不同类型、表现，绝不会是画蛇添足的举动。正如帕默尔所说：'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4）所以，我们赞同这样的看法："作为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语言直接构成人类的存在方式。人类生活在自己的语言之中；人类的世界将从语言开始。"（5）我们也相信人类学家萨丕尔的见解："事实上，'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团体的语言习惯之上的。绝没有两种语言在表现同一个社会现实时是被视为完全相同的。不同的社会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不只是贴上不同的标签的同一个世界"。（6）

由此看来，语言作为某种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反映，也作为现实的人的存在方式与生活方式，它不仅真实地记载着历史中的人的生活，同时也直接关照和反映着现实的人的当前生活，引导并构造着现实的人的未来生活，而且还深刻地反映着它所表征的特定社会的民族性格、社会情感、道德观念、价值准则与社会结构，特别是语言中所蕴含的民族性格、社会情感、道德观念与价值准则，对现实的人的思想、观念、人格和具体的行动产生着极其强大而又是无形的强制作用。因为人们获得某种语言，认同某种话语，实际上也意味着在不知不觉之中接受了这种语言和话语所代表或体现的价值准则、道德观念、社会情感与思维方式。所以，一个社会的基本的观念系统如道德观、宗教观、文化观、社会生活观与政治法律观等，固然是在语言及作为语言运用方式的话语特别是社会的公共话语中得到充分体现的；同时，一个社会基本的规范、制度与组织机构系统的存在及其运作的正当性、合理性与有效性，既会产生出与它们自身相适应并予以自我支撑的社会语言与公共话语，又要求整个社会有意识地形成与其基本规范、制度与组织机构之品性相一致的社会语言与公共话语，并得到这些社会语言和公共话语的社会观念与情感的支持。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的意义、功能与作用的充分发挥，若离开了必要的社会语言的中介和公共话语的支撑，是无法真正成为现实的人的生活的内在构成部分的，其存在与具体运作必然与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人的生活发生严重的疏离。

法治的存在与践行与"法治"的公共话语密切相关，是因为首先，法治之客体要素的型构以其公共话语的意义赋加为必要条件。即，法治所需的法的规范、制度与组织设施，是社会活动主体以对相关语词的含义的认知和理解为基础，选择和运用语词，并对其意义、功能与主旨进行必要的设定，在彼此"言说"或"言语"活动（使用以"语词"为元素的"句子"的语言行为，基本成分或基本方式正是"话语"）之中形成作为共识的公共话语的基础上，完成其型构的。这样，法治之客体要素的意义与主旨，也正是通过相关的公共话语的意义确定或意义转换来展示的。其次，法治的主体要素的生成，特别是主体的人格、心态与情感的确立，也是以其公共话语的意义与主旨的呈现为充分必要条件的，法治的主体与"法治"的公共话语处于彼此塑造的互动之中。再次，法治的主体要素与客体要素的有机结合即法治的实践操作与现实展开过程，更要依赖于法治的主体对法治的客体要素的意义及其负载的价值旨趣与精神蕴含的深刻理解，依赖于其在各自的理解与"言说"的基础上形成必要而广泛的社会共识即"法治"的公共话语。
二、公共话语的形成以人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领域的相对独立与区分为前提，以社会活动主体广泛的对话与交往为条件。

哈贝马斯指出，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那时，他们既不是作为商业或专业人士来处理私人行为，也不是作为合法团体接受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的规约。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本来行动；因此，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领域的媒介。"也就是说，"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作为公共意见的载体的公众形成了，就这样一种公共领域而言，它涉及公共性的原则--这种公共性一度是在与君主的秘密政治的斗争中获得的，自那以后，这种公共性使得公众能对国家活动实施民主控制。"（7）由此可见，"公共领域"的特点在于：其一，它是由众多独立的复数主体（即公民）的同时"在场"，彼此言说与对话，所构成的一个由各种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织就的意义空间；其二，它所面对并加以关照的乃是基于公民个人的私人利益的具有普遍性的公共利益；其三，它是开放的，公开、平等而自由的讨论与对话是其常规表现形式；其四，它具有一定的传播或表达公众的公共意见的媒介。所谓"私人领域"，基本上是由"家庭、邻里关系和社交之类的非正式关系界定的"领域，"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总的说来一直是私人领域，因而与公共权力机关或政府(government)是相对立的。"（8）按照汉娜·阿伦特的看法，私人生活本身具有一种被剥夺的性质，其"原因在于他人的缺席；对他人而言，私人并没有出现，因此他仿佛是不存在的。无论他做了什么，都不会对他人产生任何意义或结果，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事情对其他人是无足轻重的。"而"这一领域的内部结构一直都是隐蔽的，不具备公共的意义"，其所面对和关照的始终是公民个人的私人利益。（9）

以上述思想家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及其对它们各自特点的分析为基础，我倾向于在扩展了的意义上理解人的公共生活领域，而在限制了的意义上理解人的私人生活领域：公共生活领域即社会活动主体（虽然必然以公民个人为基础但又并不仅限于公民）以其整体利益或者社会普遍利益为指向的现实活动领域，它既具有广泛的自由度和稳定的平等基础，又具有广泛的开放结构；而私人生活领域则是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公民个人在其个人生活与家庭、邻里关系和私人社交关系中以其私人利益为直接指向的活动领域，这一领导的私人性体现为封闭性、排他性与隐蔽性。按此理解，哈贝马斯等人划归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的很大部分领域，如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活动领域也被视为人的公共生活的组成部分，联系到阿伦特曾经有过的这样的分析："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的区分对应于家庭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区分，而至少从古代城邦兴起以来，家庭领域和政治领域就一直是作为两个不同的、分离的领域而存在的。然而在另一方面，一个既非私人又非公共的社会领域的兴起严格说来是比较晚近的现象，从起源上说，它是随着近代而开始的，并且在民族国家中获得了自己的政治形态"，（10）本文所指称的人的"公共生活领域"也就是在本源意义的公共生活领域之上增加了"社会领域"。

这样，在人的公共生活领域，众多的社会活动主体实际上包括三个层次，即公民个人的个体层次，公民集体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社会层次，以及操作政治性公共权力的国家（政府）层次。原则上，由这三个主体层次及其活动形成的公共生活领域具有广泛的公开性，这种公开性也就是它之所以成为具有现实性的"公共的"领域的原因，即，"凡是出现于公共场合的东西都能够为每个人所看见和听见，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对我们来说，表象--即不仅为我们自己、也为其他人所看见和听见的东西--构成了现实"，换句话说，"其他能够看见我们所看见的东西、听见我们所听见的东西的人的在场向我们保证了世界和我们自己的现实性。"公共生活领域的存在，也预示着加入这个领域的社会活动主体共同拥有并活动于同一有意义的世界上，"共同生活在世界上，这从根本上意味着，事物的世界处于共同拥有这个世界的人之间，就如同一张桌子的四周围坐着许多人一样；世界像每一个中间事物一样，都同时将人联系起来和分离开来。"（11）所以，每一个社会活动主体都是以平等独立的主体资格进入公共生活领域的，每一个社会活动主体面对其共同的普遍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问题都不可避免地要依据其自己的意义认知而运用各自的话语进行言说，以表达其意义与意见。每一个社会活动主体的这种言说基本上是在"各说各的话"、"各吹各的调"，其特殊的话语所蕴含和展示的意义必然发生冲突和矛盾。正是在消解公共生活领域中主体之间的话语冲突与矛盾的过程中，才形成了公共话语。

由于在公共生活领域，每一个社会活动主体都是自由而平等的，所以公共话语不可能由某一个或某一些主体以强力压制的方式使其他主体屈从于自己的话语权力而获得，也不可能由主体通过单纯的话语的外在表白或者自我攀谈式的内心独白而获得。公共话语的形成，只有通过众多的社会活动主体在各自的言说或者话语表达的基础上自愿地进行对话式的交往实践才有可能。因为，正是在每一个主体自由地充分地表达其对某种公共事务的见解，在其平等地进行话语的交流之中，不间断的话语言说使每一个主体都在对自己的见解加以反复论证的同时又在尊重和理解其他主体的话语意义的同时不断地说服其他主体。这一过程充满彼此之间对原则的坚持和具体意见的宽容、对统一性与普遍性的追求和对多元性的理解与保留；同时，这一过程也是参与公共生活领域的所有社会活动主体对某种公共事务之独立见解的相互妥协与彼此让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话语的交流和对话实践的充分展开，公共生活领域的社会活动主体会首先在一定范围内形成某些共同意见与见解，这些得到有限范围主体认可的共同意见与见解通过话语表达出来，形成一定范围的社会"舆论"。但"舆论"所蕴含的意义与价值尚处于不稳定状态，其性格色彩尚未形成，而激情因素较多理性成分不足。因此，公共生活领域的社会活动主体还必须既以"舆论"为基础，又对"舆论"采取反思与批判的立场继续进行广泛的对话式话语交流实践，从而获得具有比较稳定的价值与意义内涵和个性的"公共舆论"，表达这种"公共舆论"的话语即社会的公共话语。哈贝马斯就反复强调："公众舆论是社会秩序基础上共同公开反思的结果"，"如果没有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的相互交流，即使舆论有公共潜力，也不会发展成一种公众舆论"，而且，也正是由于公众舆论或者公共话语的存在，才保证了公共生活领域具有真正的"公共性"，因为"本来意义上的公共性是一种民主原则，这倒不是因为有了公共性，每个人一般都能有平等的机会表达其个人倾向、愿望和信念--即意见；只有当这些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而变成公众舆论(opinion
publique)时，公共性才能实现。"（12）

因此，社会的规范与制度的确立与实践、政策措施的推行与落实，其正当性与合理性之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可从其所产生的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的公共话语中找到答案；同时，恰当妥贴的社会公共话语也可以为相应的社会规范、制度与政策措施的良性运作提供稳定的观念与心基础、情感与精神支持。这表明，"话语和实践互相依存。实践需要遵循话语，而话语则产生于实践。"（13）就法治而言，其基本意义在于确立社会生活领域法律至上的法律统治，这种"法律统治受到公共性，亦即公共领域的保障，其功能立足于法律秩序的自然基础之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面对公共领域，一切政治行为都立足法律；这些法律就其自身而言被公众舆论证明为具有普遍性和合理性"，"因为从经验上讲，法律的源头在于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所达成的共识'"。（14）所以，分析探讨法治实践所面对的社会公共话语及其所蕴含的社会心态与社会情感、社会道德观念与社会价值准则、社会认知与社会思维方式，对于法治实践本身具有重大意义。
三、中国法治实践所面对的社会公共话语之意义所展示的社会心态、情感、价值与思维逻辑，在本质上是与法治的目的追求与意义旨趣相悖的。

前已叙及，人的世界即语言的世界，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就是由现实的人的言语行为构成的话语的世界。因此，社会话语特别是流行话语，反映着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面貌及其流动状况，有关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某一侧面或者某一领域的流行话语或者主流话语，也就反映着这一领域的现实面貌及其流动指向。而当流行话语"长期流行"从而变成比较稳定的社会主流话语，影响着社会活动主体的观念、意识、思想方式与具体言论和行动时，这种流行话语或者主流话语也就是社会的公共话语。

社会的公共话语的存在空间自然应是人的公共生活领域但其影响也及于人的私人生活领域，因此，公共话语的实际存在空间与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同一的。就其被具体"言说"的主体、"言说"的领域和"言说"的方式来看，公共话语存在并表现为不同的话语类别形态，如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政治话语和社会话语，民间话语和官方话语。不管我们称其为流行话语还是主流话语，公共话语及其语词的的确确反映着社会的观念、意识、心态、情感、价值观、思想方式与意识形态状况。郑也夫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公共话语的语词选择及其话语特点的分析就极其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比如，"文革"时期公共话语中流行"红""黑"两色的语词，"红"色语词如"红卫兵"、"红小兵"、"红五类"（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出身的人）、"红袖章"、"红宝书"、"红司令"、"红色恐怖"、"红色海洋"、"红太阳"、"又红又专"、"红透专深"，文艺作品中也有小说《红旗飘飘》、《红旗谱》、《红日》、《红岩》，电影《红孩子》、《红色娘子军》、《闪闪的红星》，戏剧有《红灯记》、《红灯照》等；"黑"色语词如"黑帮"、"黑帮分子"、"黑帮子女"、"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及其出身的人）、"黑干将"、"黑爪牙"、"黑材料"、"黑线（路线）"、"黑修（修正主义）美（美帝国主义）"等；"文革"时期公共话语的基本特点是谩骂语词泛滥（如"狗崽子"、"混蛋"、"他妈的"、"牛鬼蛇神"、"一小撮"、"放屁"、"砸烂狗头"等）、极端化语词泛滥（如"完全"、"彻底"、"无限"、"最"、"永远"等）、"口号"盛行、"语录"泛滥、"颂扬体"流行（如"伟大"、"光荣"、"正确"、"战无不胜"、"领袖"、"导师"、"统帅"、"舵手"、"红司令"、"红太阳"、"精神原子弹"、"万寿无疆"、"万岁万岁万万岁"、"大救星"等）（15）。从这些语词及其构成的公共话语之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当时社会的基本观念与意识、社会心态与情感、社会整体价值观及其思想意识形态和思维逻辑；我们也不难理解正是当时全面的社会实践促使这些特殊语词广泛地进入公共话语之中，同时又正是由这些特殊语词所构成的公共话语在全面地支持和巩固着相应的社会实践。

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然而，我国现实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却并未相应地形成公共话语层次的社会话语，恰恰相反，我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直接与其相关的作为社会流行话语与主流话语的公共话语，其意义指向与价值诉求及其观念内涵与意识，所表达的社会心态与社会情感、社会性格与精神氛围，是与真正的法治相悖的。试看下列语境中社会活动主体与"法治"有关的言说所运用的公共话语：

例一：属于行政部门的"公安机关"和被赋予行使司法权的"检察院"和"法院"，通常被合称为"政法机关"，其官员和职员被称为"政法干警"；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党内所设立的专门领导司法事务的机构被称为"政法委员会"（简称"政法委"）；

例二：对于刑事犯罪的集中打击通常以大规模的运动方式展开，一般被冠以"严打斗争"、"××战役"、"××战争"之类名称，如最近刚刚结束的全国范围抓捕刑事犯罪在逃犯罪嫌疑人的工作称为"追逃专项斗争"；

例三：法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的功能与作用被广泛地认定为"保驾护航"，从事法律实践的官员特别是司法官员也自觉地接受这一定位并引以为自豪；

例四：在日常生活的具体生活场景中，一般民众既瞧不起法律而对之持轻蔑态度（通常的话语是："法律？有什么用？法律哪有权大？！"），同时又"尊敬"法律--当自身涉入法律纠纷时又希望能够得到法律的"公正"（偏向、照顾自己当然更好）对待；

例五：在一般民众看来，法律和司法机关在社会生活中实际上是没有地位的，或者说其地位极低，处于边缘化境地，这从一句民谣（公共话语之表现）中完全可以领会其尴尬与无奈："党委有权、政府有钱、人大举手、政协发言"；（16）然而，民众却对司法的不公与司法的腐败相当敏感，常常有意无意地将其夸大（将腐败面扩大化、腐败程度严重化），最近就比较流行这样一句人称"四大黑"（意指腐败严重或者获有大量非法收入）的民谣就把"公、检、法，国、地税"和"黑社会"并列，且排为首位；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