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闪离” 法律岂能“躲闪”?
王礼仁
面对汹涌而至的“闪婚”乃至“玩婚”现象，我建议立法规定“结婚与离婚间隔期”和“离婚等待期”。即结婚不到一定期限(一般为一年)不得提出离婚；提出离婚需有一个月的“反省或考虑期间”。不少人认为这侵犯离婚自由。实际上，这一建议与其它离婚限制条件具有相同的性质，而且在“自由王国”的西方世界早有规定，所谓侵犯离婚自由，完全是一种误解。
一、“离婚自由”本身就是在法定限制条件下的自由
关于“离婚自由”，在我所接触的四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法或婚姻法中，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规定婚姻可以“想离就离”。所有离婚法都对离婚设置了条件。法律设置的准许离婚的条件，从反面观察，它实际上又是限制离婚的条件。因而，离婚并不是绝对自由的，它实际上是在法定限制条件下的自由。
法律设置的离婚条件很多。仅就分居时间作为离婚的条件看，澳大利亚家庭法规定：“在应当事人的请求而进行的诉讼中，法院只有确认当事人双方在提交解除婚姻关系的申请之前已经分居，且分居的时间不少于12个月，才可认定解除婚姻的依据成立，判决解除婚姻”。德国民法典规定：如果婚姻双方分居未满一年，则只在由于婚姻另一方的个人原因而使持续该婚姻对申请人而言将成为无法忍受之严酷状态的情形，方可离婚；如果婚姻双方分居一年并且双方均申请离婚或者申请相对人同意离婚，则推定婚姻破裂；如果婚姻双方自三年来一直分居生活，则推定婚姻破裂。同时，德国民法典还设置了 [严酷条款]， 即使婚姻已经破裂，在以下情形仍然不得离婚，即：如果并且在此期间，为了该婚姻所产生的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而存在特别的理由表明作为例外必须维持婚姻，或者如果并且在此期间，因为特殊的具体情况，对于拒绝离婚的申请相对人而言，离婚将成为如此严重的严酷状态，以致于即使考虑申请人的利益仍然应当作为例外而维持婚姻。还有许多国家有类似规定，这里不一一列举。
我国婚姻法规定“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可以离婚，也是诸多离婚条件中的限制条件之一。
如果说限制离婚自由，上述规定也是限制离婚自由，而且所有离婚条件（包括抽象的“夫妻感情破裂”）都是限制离婚自由，并不仅仅就是“结婚与离婚间隔期”和“离婚等待期”限制了离婚自由。
因而，要想真正解决离婚绝对自由问题，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制定一部“想离就离”的婚姻法。如果没有这个可能，那么限制离婚自由就会自然存在。
二、“结婚与离婚间隔期”和“离婚等待期”外国早有规定
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中，对世界各国的离婚制度进行比较后，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中国是世界上离婚最自由的国家”（见该书第174——178页）。许多发达国家，包括一些被称为“自由王国”的欧美发达国家，其离婚都没有我国如此“自由”，其离婚条件和程序相当严格和复杂。其中包括结婚不到一定期限不得提出离婚；提出离婚后需要有一个等待期限，等待期限满后，双方仍坚持离婚、夫妻感情破裂的，才能办理离婚。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墨西哥、比利时和我国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应的限制规定。如《法国民法典》第230条：“夫妻双方在结婚后6个月内，不得相互同意离婚”。 英国、荷兰、墨西哥、澳门、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则规定为1年。《英国家庭法》第7条（6）规定：“若以申请离婚为目的，则在结婚未满1年时作出的声明无效”。 并对符合离婚条件的，也在第7条（8）、（9）规定了“反省和考虑期间”。《澳门民法典》第 1630条：“结婚逾1年之夫妻，方能声请两愿离婚。”《香港婚姻诉讼条例》第12条（1）规定：“除第（2）款另有规定外，从结婚之日1年内（以下简称“指定期限”），不得向法院提起离婚申请”。第12条（2）规定：“如果申请人的境况非常困难，或被告人行为极端恶劣，法院在接获请求时，可以以此为理由，批准在指定期限内提出离婚申请”。 而比利时则规定结婚2年内，不得离婚。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规定“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如果夫妻一方不同意离婚，法院有权采取使夫妻和解的措施，并有权延期审理案件，同时为夫妻双方指定不超过三个月的和解期限”。
这些立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韩国废除“快速离婚法”后，离婚减少了四分之一。
三、设立结婚与离婚间隔期和离婚等待期具有必要性
我之所以要提出离婚间隔期和等待期的建议，主要是要治理“闪婚”等草结草离现象。
在现实社会中，草结草离的现象非常严重，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视婚姻为儿戏的“闪婚” 现象。除了我直接审理的“闪婚”案件外，全国各地发生的“闪婚”很多。如宁波一女2年内结了7次婚。 成都市武侯区600对’2009年9月9日”登记结婚的人在短短4个月，就有100多对办理了离婚手续。 重庆市2009年5000对80后“闪婚闪离，而整个重庆市2009年的离婚率高达近30%。 北京2006年办理离婚登记24952对，其中其中三分之一在5年内，结婚不到1年的有972对，不到1个月的52对。 还据一些地方调查统计，一年内离婚者占百分之十几，有的高达百分之二十几。如武汉?口区不到1年的离婚占14.4%， 上海静安区婚姻存在一年的由2006年的13.1%上升到2009年的21.35%。 上海杨浦区一年内离婚高达26%，一年至两年离婚的24%。 至于“闪婚”个案则举不胜举。这里我只列举有关媒体报道“闪婚”的一些标题，就可以知道，目前“闪婚”的草率程度是何等严重：《一年内三次结婚离婚 离离合合主角竟是同一对》；《半年分合6次婚姻岂是儿戏》；《一对青年男女一月离复婚5次》；《六天两次离婚》；《长春一对情侣一见钟情 7小时内决定"闪婚"》；《上海一对情侣认识13个小时就决定结婚》；《结婚到离婚 我们用了6天8小时5分钟》；《宁波最牛夫妻“闪婚闪离” 8天离婚3次结婚2次》； 等等。而且，“闪婚”正在成为一种时尚，被更多人们所追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当对此踩一脚刹车，设一些关卡？这是我提出建议的原因之一。
同时，除了草结草离外，单纯的草率离婚也很严重。据有关资料表明，有70％的婚是离错了。 这个数字和比例不一定准确，但可以肯定地说，有大量的婚姻确实离错了。2007年民进北京市委的调查报告调查了包括北京在内50多个城市400多起离婚案，其结果也是如此，有七成离婚人士心生悔意，感到离婚错了。 杭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2006年2月6日公布过一个数据，2005年杭州市有682对男女办理了复婚登记，占婚姻登记人数的1.27%，比前年上升了42%，是2000年165对的4倍多，创造了杭州婚姻登记史上复婚人数的最高纪录。 2008年杭州市共办理结婚登记64824对，同比上升15.8%。而复婚达到1791对，比2007年1227对上升40%。 据2008中国社会蓝皮书披露，北京业已成为离婚率最高的九大城市之一。2007年中国全国离婚率增长达20%。与此同时，各城市的复婚率也逐年攀升，北京更是达到17%左右。 这说明在我国草率离婚相当严重。 那些能够复婚者当然是幸运者，而一些不能复婚者则就不幸了。如有的因盲目离婚要求复婚被拒绝，或者因受欺骗离婚后要求复婚被拒绝而精神失常，甚至发生暴力和凶杀案件。
草率离婚的原因很多，在我的《婚姻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中有详细论述，限于篇幅，仅列出若干标题：1.因一气之下，赌气离婚。2.因未考虑成熟而仓促离婚。3.因一时之利或某些特殊目的假离婚，或者轻信一方的谎言，被骗离婚。4.因怀疑或错误判断对方而错误离婚。5.因被婚外情中的第三者诱骗离婚或者因为第三者而一时激情离婚 。6.对再婚充满幻想或憧憬，凭幻觉离婚。7.视婚姻为儿戏，草结草离。8.以离婚结婚为手段，玩弄女性。
那么，对如此多的草率离婚，我们是否应当给他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或期限，帮助他提个醒？这是我提出建议的原因之二。
四、设立结婚与离婚间隔期和离婚等待期具有合理性
（一）限制不应有的“离婚自由”具有合理性
婚姻自由与草结草离是有区别的。离婚自由的目的，是要摆脱破裂的痛苦的婚姻，提高婚姻质量。而草率离婚、任意离婚，恰恰破坏婚姻的质量，把婚姻推向了危险的境地。因而，草率离婚、任意离婚与离婚自由是背道而驰的，是对离婚自由的歪曲。
那么，限制一下草结草离的“自由”，当然完全是应当的、合理的。
实践证明，“闪婚”并没有什么闪光之处，多数“闪婚”都是失败的。而在失败的“闪婚”中，许多后遗症并未一闪而过，有的甚至还留下终生悔恨。因为婚姻并不可能像一笔财产交易，说买就买，说卖就卖。婚姻是一种人身关系，并伴有财产关系，不可能说断就断，常常会纠缠不清，以致陷入诉讼，甚至酿成悲剧。如有一对夫妻结婚7天上法庭离婚，因装修房屋折价赔偿产生分歧，官司打了一年多，男方险些使用炸药爆炸房屋。还有一对夫妻结婚不到1月闹离婚，男方眼睛被戳瞎，留下终生残疾。
一些人为什么会当天结婚，当天离婚；甚至一个月结婚、离婚三、四次？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现在离婚非常简单，没有任何限制，可以随结随离，没有必要考虑那么认真。可以说，离婚简单导致草率结婚，草率结婚又必然滋生“短命婚姻”，加速离婚，两者相互作用，恶性循环。如果适当增加离婚的难度，限定结婚后没有达到一定期限不得提出离婚，这样，就可以警示人们更加慎重地对待婚姻。
（二）规定结婚与离婚的间隔时间不会影响离婚自由
1、限制的对象主要是“闪婚”“短婚”。
对于“闪婚”、“短婚”来讲，与其说是限制离婚，不如说是要求其事前要做好准备，结婚后至少要过一年。这种要求不仅合理，而且其警示作用大于惩罚作用，使人们有最短婚期的心理准备，更加慎重的对待婚姻。这样，当天结婚当天离婚、今天结婚明天离婚的“玩婚”现象将会绝迹，一年以内的离婚也会大幅下降，真正受限制的对象极其有限。对一般人来讲，并不存在离婚不自由问题。
2、对“个案”在立法技术上完全可以解决
有人担心“从个案看，这一建议执行起来也会遇到困难。比如夫妻双方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却因未满结婚时限而不能离婚，双方都痛苦”。
事实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设立离婚时间限制，主要是对“短婚”群，而且其立法的预防功能大于限制功能，真正立法后“短婚”必将减少，真正受到离婚限制的数量极其有限，时间亦很短暂（比现行婚姻法规定的“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离婚条件短一倍）。同时，即使有个别婚姻确实等不到一年要离婚， 在立法技术上也完全可以解决。比如前面提到的《香港婚姻诉讼条例》不是解决的很好吗？大陆立法者更有智慧解决，这些担心是不必要的。
五、面对 “闪婚” 法律岂能“躲闪” ？
法律虽然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唯一的手段，但法律寓惩罚与教育于一体，具有规范、警示、指引、宣传等多种功能，权威性高，影响力大，普及率广，其遏制“闪婚”“短婚”的作用，是其他手段难以代替的。在综合治理“闪婚”中，为什么要弃之不用？韩国废除“快速离婚法”后，效果不是很好吗？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草结草离的“闪婚”“短婚”现象，远远不如我国如此严重，他们竟然敢对正常婚姻“下手”， 而我们面对汹涌而至的“闪婚”“短婚”现象，为什么还要迟疑、彷徨和恐惧？难道我们是害怕侵犯外国的立法著作权？
如果不是，那是害怕侵犯离婚自由吗？果真如此，那我们不禁要问：欧美等发达国家和香港、澳门地区早有规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怎么没有感觉到他们的婚姻不自由呢？中国人或大陆人是否要声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主或自由？
恰恰相反，婚姻自由需要合理限制。合理限制，人们才能从自由与约束中找到平衡，才能拥有婚姻的稳压器，才能使婚姻稳定，家庭美满。才能真正使“自由”创造幸福，而不让“自由”制造痛苦。因而，这正是我们需要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为此，笔者呼吁：法器不可不用，该出手时应出手！面对“闪婚”，法律岂能“躲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