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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可能性理论研究

吴晓娴


一、 期待可能性概述
　　期待可能性一词,最早从德文Zumutbardeit翻译过来，其词义随着时代变化有所变迁，早先纯指“对于他人做某些要求”，而后，”又有“无理的要求”“强求”的意味。今在刑法理论或判例上，多指“正当合理的要求”。
　　我们可以通过设定一种情况来分析期待可能性的含义：当行为者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作出了不得已的违法行为，而这种无奈情况，是对于任何人，在这种情况和行为人的立场上，均不可避免的实施该违法行为，那么，对该违法行为人是否要求其承担刑事责任呢？这就涉及到期待可能性的问题。
期待可能性，指对于某一行为要认定其有刑事责任，必须对该行为者期待能不为该犯罪行为的其他适法行为的情形。也就是，若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期待该行为者不为该犯罪行为时，而行为者去违反这种期待而为该犯罪行为，则发生刑事责任。反之，如果行为者作出违法行为时，缺乏这种期待，则此时，期待可能性成为阻却责任的事由，使行为者不承担刑事责任。
　　二、 待可能性的理论背景介绍
　　刑法理论中，期待可能性不仅属于立法上的问题，而且也体现为法律解释上的问题。在具体阐述期待可能性问题之前，需要介绍一下相关的理论背景和基础。
在有关犯罪论的问题上，各国的理论是有区别的。英美法系采用的是一种双层结构模式，犯罪成立分为两个要件，即本体要件和责任充足要件，二者具备即可以认为是犯罪成立，可以看出，英美法系中责任和犯罪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在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里，有两种立场，一种是以梅兹格为代表的“行为论”；另一种是以麦耶为代表的“构成要件论”。二者均采取了三元结构模式，也称三段论模式。其区别在于：犯罪成立的第一要件到底是行为还是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行为论”的犯罪体系为：行为—违法性—有责性，将没有构成要件该当性外衣的“裸的行为”作为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构成要件论“的犯罪体系为：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其中，构成要件论是大陆法系的通说。所以，我们有关期待可能性的本体阐述将限制在大陆法系的构成要件论的犯罪论基础上。
　　在“构成要件论”中，有责性是最根本的，三个要件之间又有各种联系，简单分析如下：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有责性是互相统一的一个体系，但并非并列关系，而是一个层次式，或称为递进式关系。由构成要件的该当性一般认为可以合理推出行为的违法性。引用麦耶的一段论述：“构成要件符合性是违法性的认识根据，如“烟”和“火”的关系，由前者可以推定行为的违法性，但也有例外事态，即存在违法性阻却事由的情形。”而对于“有责性”而言，构成要件的满足同时也是责任的类型化，“违法性”的推定，也可以推定行为人责任的存在。但仅此尚且不够，还要有独立责任要素的存在，即：责任能力，责任的故意或过失，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基于此，期待可能性是作为“有责性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出现并存在的。
　　三、 期待可能性的起源和发展
　　期待可能性的思想，源于1897年3月23日德意志帝国法院第四刑事部的判例“癖马案”。该判例后，麦耶于1901年发表了《有责行为极其种类》一文，首次将责任列入规范要素，有学者认为，这是首开规范责任论的先河。通说认为，最早提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是弗兰克（Frank），他在1907年的论文《论责任概念的构成》中，提出责任的本质是具有非难可能性，行为周围的情况会影响到责任的程度。此后，经过克尼格斯曼(Kriegsmann)的批评研究和格尔德施米特的发展，弗罗登培尔的研究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普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认为，期待可能性作为伦理性要素，是不可豁缺的，但理论上应该包含于故意和过失的概念之中，在缺乏期待可能性时，故意和过失的责任一般被阻却。在众多学者的基础上，大体上完成了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是施米特，他修正了格尔德施米特的二元规范论，提出了法规范的两种作用，即评价规范作用和命令规范作用。他认为，只有行为人具有责任能力且不存在动机过程中的阻碍“义务”作用的情况时，才有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并把责任判断扩大到行为人整个人格，认为责任概念实质的精神核心在于行为人反社会的心情。
　　经过上述学者的修正和发展，期待可能性理论也随之成熟，并以此为中心发展起了规范责任论。规范责任论否定了心理责任论将责任解释为故意和过失的总和，并将罪过看作一种心理事实而完全排斥规范评价的理论，认为责任反映了规范（价值判断）与心理事实具体结合的关系，认为责任的本质是从规范角度对心理事实加以非难的可能性，期待可能性正是决定责任界限的要素。
　　由此可见，期待可能性基本理论的产生和早期发展是在德国完成的，但随着该理论经过木村龟二、泷川幸辰、佐伯千仞等传入日本，对日本刑法学界和日本刑法判例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并进一步得到发展完善。在日本判例中，大审院时代的“第五柏岛丸事件”被认为是日本司法实践引用期待可能性的先驱，其地位类同于德国“癖马案”。二战后，日本面临着战败的经济恶化和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下级法院对“劳资争议案件”和“经济统制法规”案件等，大量引用了期待可能性理论，以显示对人性弱点的保护，期待可能性逐渐成为大陆法系刑事责任思想所普遍接受的一种理论。
　　四、待可能性理论的若干问题研究
　　（一）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期待可能性是责任要素，学说上并无争议，对于期待可能性在责任论中的位置，有三种主张：一，将它作为与故意、过失并列的第三种责任要素，如弗兰克、格尔德施米特。二，认为期待可能性应包含在故意、过失概念之中，是故意、过失的构成要件学说，如弗罗登培尔、施米特。三，认为将期待可能性作为“有责性”的例外性要素，即期待可能性的不存在作为责任阻却事由，如佐伯千仞。可以做一个简单分类，前两种学说将期待可能性作为一种积极的责任要素，而后一种则将其视为一种消极的责任要素。
　　本文认为，首先，在“有责性”中，期待可能性与责任能力，故意和过失是不同的概念。责任能力注重的是对行为人个体的客观事实的判断，是偏重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是从行为者内部进行考虑。而期待可能性则偏重社会性，是从行为人行为时的外部情况来考虑的。故意、过失侧重于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的考察，而期待可能性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基于具体环境而产生的对主观心理的一种外部评价。故意、过失对犯罪而言，是必须具备的要件，而期待可能性更大的意义是作为超法规的阻却责任的事由。并且，有判例表明，即使存在期待不可能的情形，行为人的行为也可以构成犯罪，此种情况下，期待可能性是作为一种减轻责任事由。不可否认，故意、过失和期待可能性有重要联系，但是他们是有本质区别的，期待可能性不能成为故意、过失的构成要素。故意、过失是责任判断的客体，而期待可能性则体现了对责任的判断。如果承认期待可能性是故意、过失的要素，则在逻辑上有不合理之处，就抹杀了期待可能性存在的意义。
　　而第一种观点是由来已久的，将期待可能性列为与故意、过失和责任能力并行的责任的积极要素。本文认为，期待可能性对于责任的影响是很大的，除了可以左右责任的有无外，还可以影响责任的大小，对责任的成立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将其作为独立的责任要素明确存在于每一个犯罪之中，确实有夸大之处，主要理由如下：一，在现实的判例中，以期待可能性阻却、减轻责任只是有限的一部分，如果以其作为责任构成的积极要素，那么，检察官在证明被告人犯罪时，还要举证期待可能性的有无，无疑大大增加了举证责任。二，期待可能性是对责任评价的对象——故意、过失的评价，而故意、过失是被评价的对象。将对象和评价列于同一并列位置上，逻辑也不甚合理。三，期待可能性的价值不仅在于阻却责任，还包括减轻责任，将期待可能性作为独立的责任要素，则无法体现其减轻责任的价值。所以，将期待可能性作为积极的责任第三种要素，并不合理。
　　对于第三种观点，佐伯教授有一段论述：“责任能力和故意、过失这种过去被认为是责任要素的东西，与期待可能性的要件在逻辑上决不是单纯并列于同一平面上的，两者毋宁说是处在前提和从前提引出的结论的关系上。法律允许进行相应的推定。即，行为人既然是责任能力者，具有故意或过失，那么，就可以说能够期待他事实合法行为（即他是有责的）。也就是说，责任能力和故意或过失合在一起，构成一个责任的原则型，这个原则型的充足就相应的推定期待可能性的存在，然而，这到底仅仅是相应的推定，如果存在例外的情况，就可以自然打破这种推定。”
　　佐伯这种“原则—例外”的思考类型对于解释实际问题是非常有利的，它灵巧的跳出了期待可能性与故意、过失的纠缠。这种原则，承认了责任能力、故意、过失与期待可能性的紧密联系，肯定了犯罪论的一般情况的存在意义，但又不把期待可能性等同于责任能力、故意或过失，将其作为一个例外因素来考虑，只在特别的外部情况下，才产生阻却责任的作用，是问题变的简单。对待是否构成犯罪时，只须注意其有无特殊情况即可，无须证明每个案例的特殊情况。所以，本文认为，第三种观点是可取的。
　　（二）中国刑法理论体系中对期待可能性引入的探讨
　　1、期待可能性适用的合理性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和日本，成为刑法理论的一种主流思潮，极大的影响了刑法理论和实务。期待可能性的思想体现了法追求的公平、合理，并且体现了对人性的关怀，成为罪责理论的一种趋势。也有学者认为，期待可能性偏重于犯罪人的立场，会产生弱化司法，降低刑法功能的作用。本文从以下几点分析期待可能性的合理之处：一，期待可能性符合刑法谦抑的精神和预防、教育犯罪的目的；二，凸现了对人性的关怀，规范责任论中认为，行为人具有一定的自由意志，如果处于非正常情况下，行为人对于期待不可能的情况选择违法时，若追究行为人的责任，是有悖于人情且不人道的。所以，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引入期待可能性是值得肯定的。
　　2、实定法上期待可能性的引入
　　1925年，德国刑法草案22条第1项规定“为避免自己或他人现在无其他避免方法之重大的损害危险，而实行得科刑罚之行为者，如依该情况不能期待其忍受将发生之损害时，不得科以处于故意而为之所科之刑罚。”1927年，德国刑法草案第25条规定“为避免自己或他人现在无其他避免方法之重大的损害危险，而实行得科刑罚之行为者，如已顾虑与义务相应之对立的利益，仍不能期待该行为人或面临危险者忍受将发生之损害时，则视为紧急状态下之行为。”日本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期待可能性，但通说认为日本刑法第36条第2项关于根据情况减轻或免除过剩防卫行为的刑罚的规定、第37条第1项但书关于根据情况减轻或免除过剩避难行为的刑罚的规定、第105条关于犯人的亲族为了犯人的利益而藏匿犯人、湮灭证据的行为免除其刑罚的规定，都是以期待可能性为根据的。
　　3、期待可能性在我国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体系中，受苏联刑法理论的影响，采取的是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要件体系，通说认为，具备犯罪构成的四要件，就能成立犯罪，同时，我国刑法理论认为，犯罪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在我国刑事责任理论中，刑事责任的归责基础被认为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由此可见，我国的刑事责任论被严重弱化，并未该于其应有的地位。刑事责任并没有独立出来，对犯罪的成立构成影响，基于此，期待可能性作为大陆法系犯罪成立责任论中的概念，如何引入我国这种主客观统一的犯罪构成体系，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一种将期待可能性置于罪过理论中加以研究，由期待不可能阻却罪过进而阻却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刑法中故意、过失本身便体现了心理事实与规范评价的统一，已经实现了期待可能性的思想，主张将期待可能性引入我国犯罪主观要件加以完善罪过的观点是不可取的。第三种观点将期待可能性放在刑事责任论中加以研究，作为第四个归责要素。
　　本文认为，法律是一门世俗化的学科，具有极强的功利性，任何对实践有利的理论，我们都可以将其引入，并加以利用。我国刑法理论与传统的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的差别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所以对我国刑法体系与大陆法系的刑法体系接轨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法的一大特点是追求稳定，对法的发展，对先进制度的引进，无论是理论上或实务上，应是在稳定的基础上去发展，而不是由剧烈的变动去成就。
　　对于上述三种观点，在上一节论述期待可能性与故意、过失的关系时，已经阐明，期待可能性与故意、过失有本质区别，所以无法将其置入罪过中作为阻却罪过进而阻却责任的要素。第二种观点，我国刑法理论中认为，犯罪构成要件中主观方面，有直接故意、间接故意、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这四种表现。其中，共同之处在于对犯罪主观方面都划分为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方面。意识因素是行为人对事物及其性质的认识和分辨情况，一般只要求有对自己行为及结果的社会危害性认识和对犯罪基本事实情况的认识 ，而意志因素则体现为认识、决定、控制自己行为的心理因素，因此，可以看出，我国犯罪构成的罪过认定仍只定位于行为人的心理因素，而并未掺入规范评价的因素。
　　对于第三种观点，在《刑事责任论》中，将刑事责任的要素归结为：责任能力、事实性认识、违法性认识和期待可能性。本文认识，首先，对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而言，通说认为，罪过并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刑事违法性。其次，在我国刑事理论中，刑事责任的归责并不能影响罪的成立，所以，将期待可能性列为归责要素之一，不仅夸大了期待可能性适用上的作用，而且，也对于刑法实务也无太大的适用性。如上节所述，在讨论大陆法系犯罪论中，期待可能性居于什么地位时，本文选择了赞同佐伯教授的“原则—例外”型思维模式。所以，在此，我们也选用这个模式来分析我国刑法理论中，期待可能性的位置。避开两种不同的犯罪成立体系的分歧，在我国犯罪论理论中，我们继续沿用犯罪构成要件论，符合犯罪构成即认为是犯罪，并推定存在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但在一定范围内，考虑期待不可能的存在作为阻却或减轻责任的事由。对于这个范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如果任何犯罪构成中都要考虑期待可能性是否存在，无疑回产生适用上架空该理论的弊端，而将其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既不违反我国传统的犯罪论体系，又能合理发挥期待可能性的作用，对于这个适用范围，我们放在下个问题中讨论。
　　4、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适用范围及限制
　　本文认为，期待可能性的适用范围及限制主要通过下面三个方面实现的。
　　（1）期待可能性与超法规的责任阻却
　　无论是把期待可能性解释为责任的积极要素，还是把其不存在解释为消极的责任要素，关于在缺乏期待可能性的情况下阻却责任是没有争议的。期待可能性对于责任的阻却，对于故意行为和过失行为而言，同样得到确认，这种理论是当今的通说。而对于期待可能性是一般的超法规阻却责任事由，还是仅在刑法上有规定的场合才阻却责任，这一点学理上有分歧。
　　超法规责任阻却说源自格尔德施米特，传到日本，受到佐伯千仞、团藤重光、泷川幸辰、等学者的推崇成为日本学界的通说。现行德国学界受其帝国法院判例所示限制，主张限制期待可能性的适用范围，认为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期待可能性不认为是阻却责任事由，并认为如承认超法规的阻却责任事由，则为违法。还有部分学者如木村龟二、大冢仁则认为对于期待可能性作为超法规阻却责任事由，有必要加以重新检讨。
　　本文认为，反对论的主要观点的立场是为了防止对期待可能性的滥用而导致产生司法弱化的结果。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发展期待可能性理论本身的意图，是在不合理的特殊个案中，消减制定法的规定和显示社会之间的矛盾，以体现对人性的合理化关怀，保持各方面利益的平衡，企图填补国家强力的法规范和国民脆弱人性之间造成的空隙。这个理论的价值在于对处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的行为人进行救济。如依否定论，在法律上没有规定时，即使行为者存在不能被责难的事由，也必须对其加以责难，这与该理论的价值相悖，会导致不合理的结果。所以，认为期待可能性是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是较合理的。
　　（2）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
　　对于判断期待可能性的标准，学理上有三种学说：行为人标准说，平均人标准说和国家标准说，分别分析如下。
　　一、 行为人标准说，以行为人行为时的具体情节，在伦理上或道义上是否值得非难来决定是否有期待可能性。此说主张就各个犯罪情形，分别作出决定。
　　二、 平均人标准说，认为应假设平均人（一般人或常人）处于行为者的地位，根据在行为时，平均人是否会实施与行为者同样的行为来确定。提倡此说的有格尔德施米特和施米特等。判例上首次引用的为昭和23年1948年东京高等裁判所做出的一个案例。这种学说是当今的通说。
　　三、 国家标准说主张期待可能性的标准不应该放到行为人或平均人中间去寻找，而应以国家或法秩序所请带行为者采取适法行为的具体要求为标准。
以上三种学说之间互相进行了批判，对行为人标准的批判理由为：容易造成“理解越多宽恕越多，理解全部即宽恕全部”的缺失，是责任判断成为不可能，软化法秩序；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可能会导致判断上的极端化；很难再现行为人行为时的心理、精神状况，法缺乏适用性。对平均人标准说的批判为：刑法上的责任自始就是以普通人为标准，责任能力就是普通人的责任能力，无法区分责任能力人和平均人，二者无本质不同；平均人的观念缺乏统一标准，概念不明确，以此为前提，对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是暧昧的；平均人毕竟不等于行为人，对平均人具有期待，对行为人不一定具备，同样是对行为人的强大非难。对国家标准说的批判为：此学说认为，以法律秩序期待的可能性来认定，只是以问题来回答问题，且过于抽象，有很深的国家色彩，此学说是对公民权利的威胁，与期待可能性价值不符。
　　本文分析认为，汪福增教授在《期待可能性之理论与实践》一文中采取的折中行为人标准和平均人标准，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的做法值得提倡。大冢仁有一段论述“期待可能性正式想对在强大的国家法规范前喘息不已的国民的脆弱人性倾注刑法同情之泪的理论。”以行为人标准为主，正式考虑到行为人行为时的具体环境和心理状况事实，具有合理性，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这种判断并非等于行为人自己的判断，而是由法官结合行为人行为时各方面的主客观情况，以行为人角度来判断，并且，随着今后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较精确的确定行为人行为时的环境和精神心理是有可能实现的。此外，只有在利用行为人标准，期待可能性实在无法判明时，再参照平均人标准以避免行为人标准的极端和弥补平均人标准的偏差。
　　（3）期待可能性的适用范围
　　一、强制状态下的行为
　　对于强制状态下的行为，一般认为可分为绝对强制和相对强制。在绝对强制状态下，行为人毫无任何意思自由可言，缺乏意思支配的可能性，不属于犯罪判断的对象，不存在期待可能性的问题。相对强制按行为人心理上遭受强制是否达到丧失对意志支配程度又分为两种：一是强制未达到不可抗拒的地步，此时可对对方进行正当防卫，则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第二种强制达到不可抗拒，但又有相对自由意志时，此时才有可能考虑期待可能性的问题，但对于紧急避险是否可引用期待可能性则有争议。
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及对策

陈光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颁布实施以来，对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培养未成年人良好品行，有效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然而，据有关职能部门统计，青少年犯罪案件近年来却不断上升。某高校在校大学生犯罪率2001年比上年上升300%，2002年同比上升120%；某县法院，2001年判处未成年人犯罪同比上升4.15倍，2002年同比上升1.89倍。因此，本文试就青少年犯罪的动机以及如何加强青少年教育，特别是法制教育等方面作点探讨。
一、当前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及状况
犯罪的动机即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自己所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亦或是指刺激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达到犯罪目的的内心冲动或者内心起因。行为人某种犯罪目的的确定，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始终以一定的犯罪动机作指导的，促使行为人这种犯罪目的的内心起因就是犯罪动机。成年人犯罪的动机有贪财、好色、仇恨、报复或者极端的嫉妒等心理。而青少年除了具有上述犯罪动机外，还与其自身的特点有关。青少年的特点是敏感、好奇、喜欢模仿、爱冒险，思想十分敏锐，吸收新事物快。如果缺乏指导或者引导不当，这些特点就会成为缺点或者成为犯罪的动机。还具有好奇、取乐、讲义气等心理特征。某地乡场附近年近15岁的魏某，因到乡场上看了几次黄色录像，很想尝试一下与异性“亲热”的感觉，于一日下午等候在一个11岁的小女孩放学回家的竹林处，并蒙面操刀，强奸了小女孩。某市内一个无人管教的16岁少年，整天东游西荡，无所事事，便蒙生偷车取乐邪念，半年内竟盗窃22辆机动车。某高校一男生，因多次接受同学吃请，也欲请同学吃请却囊中羞涩，遂杀人抢劫。某技校一学员与同学因争坐一条凳子而大动干戈，10余人参与斗殴，酿成一死三重伤血案。北京市某网吧的老板与几个学生因收费问题发生纠纷，学生为了报复老板，于深夜纵火烧毁房屋1000余平方米，烧死15人，烧伤7人。他们中，年龄最小的13岁，最大的16岁。真是一桩桩触目惊心，一件件血泪斑斑！
青少年违法犯罪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从不良行为、恶作剧发展到违法犯罪；由单差生发展到思想品德和功课都差的双差生，进而结帮逃学，发展成违法犯罪行为；从冒险、游乐到离家出走、侵犯他人权益到违法犯罪；从骄生惯养到称王称霸乃至行凶打人；从被歧视、虐待到行凶报复，或被遗弃而流落街头，被坏人教唆而犯罪；从小偷小摸发展到盗窃抢劫；模仿影视里的暴力和色情镜头，从好奇到偷尝禁果而违法犯罪，等等。据统计，在我国，25周岁以下的人犯罪占犯罪总数的80%以上。青少年犯罪日渐攀升，每年新产生的少年犯人数竟高达15万！面对这一严峻问题，“救救孩子”，已再次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呼声。人们不能不为社会稳定担忧，为未来的发展担忧，为青少年的命运担忧。对此，全社会都必须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课题列入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下大力气采取措施，加强防范和治理。
二、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对策
（一）振兴中华民族的根本在人才
人们常把青少年比喻成幼芽、花朵，这是因为青少年纯真美丽，充满活力和希望，但同时也是娇嫩的，她们经不起风吹雨打烈日晒。因此，就必须要有人呵护、管理、培养，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才能结出丰硕果实。今天的青少年，明天就是党和国家的保卫者、建设者，是振兴中华民族、使祖国繁荣昌盛的希望所在，是各条战线的生力军和后备力量。因此，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尤其是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是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对青少年的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再三号召全社会都要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在法制教育问题上，他提出了“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青少年时期正处在长身体、学知识时期，这一时期，可塑性很强，正是确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是非观、法制观的重要时期。要使他们接受正确的东西，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以保证他们沿着祖国未来需要的道路健康成长，就必须在对他们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加强法制教育。只有使他们从小学法懂法，才能知道什么行为是合法，什么行为是违法或犯法，从而自觉遵纪守法。长大成人后，才会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学会用法律行使监督、管理权，当好国家主人。
（二）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青少年是否能健康成长，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是否后继有人，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百年大计。青少年是否能健康成长，关键在教育。教育是崇高的社会公益事业，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有的青少年之所以犯罪，是多方面的原因和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解决的办法也只有采取综合治理。全党全社会要形成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都来关心和支持教育工作，都来做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法制教育工作。真正形成全党抓教育，全民齐参与的局面，这项工作是能够做好的。 有关专家指出，青少年的人生起点在家庭，知识基础在学校，健康成长在社会。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就是要从这“三点一线”入手。
1、父母应履行好首任教师的职责
每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都纯洁得像一张白纸，畸形成长的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惹的祸。青少年犯罪行为的产生只是结果，犯罪心理的形成，往往是大人们肆无忌惮的行为活动，有意无意间扮演了“教唆犯”、“包庇犯”的角色，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 人们常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父母是子女的首任老师。父母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子女。从法律的角度上讲，家长是孩子的监护人和教育责任人，要对孩子进行教育，父母首先要教育自己，从自身做起，学好人，做好人，做好事，因为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家庭结构失调、家长不良言行的熏染以及教育方法不当，都极可能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所以说，家庭安定则社会安定，家庭和睦则社会和睦。如果父母与孩子常交流，有感情，孩子就会有爱心，有同情心，有责任感……这些都需要靠父母的正确引导。家是孩子每天停靠的港湾，是情绪的出口，是在外受伤跌倒时可以疗伤止痛、补充能量的地方。其实孩子都很宽容，对父母的要求并不高，给孩子一个亲密的拥抱、一个幸福的微笑、一个关注的眼神、一次倾心的交谈，甚至是一次适时的批评，都会让孩子感觉到父母在关注他、爱他。父母的那份爱意将会给孩子送去一片蓝天，为家庭生活带去一缕清香。孩子最怕的是对他不理睬。无论是从我们自己的成长经历，还是在我们对家庭教育中父母扮演的不同角色的研究中，我们都深切地感受到，孩子健全人格的确立须臾离不开父母的呵护和关爱。合格的父母应当是既有事业心，同时也有责任感的人。父母为创业所付出的努力，对社会、对家庭的责任感上的表率与楷模作用，以及对待问题的理性思考、准确判断和应对各种局面的能力，都会在孩子的心目中形成一种无形的力量。如果在一个家庭里，婚姻失败，家庭失和，对孩子的成长就会造成伤害。尤其是单亲家庭的子女因为缺少健全家庭的呵护，以致放弃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就会培养出性格变异、心理畸形的孩子。如果在一个家庭里，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亲人不爱何以爱祖国、爱人民？
2、学校应传道授业解惑
学校教育是未成年人获取知识的基本途径，全面教育是学校的基本责任。但是，一些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道德、法制教育明显薄弱。青少年对有关刑法知识知之甚少，法制教育盲区相当严重。人类社会只能在秩序中存在，破坏秩序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是学校教育应当给予孩子的知识，也是为人师者启蒙育人的起码责任。而不少学校办学宗旨有失偏颇，重智育，轻德育，埋下了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严重的危机。 据了解，近年来少管所14到16岁的孩子逐年增多。他们中有80%是在犯案前就已经辍学，是学校的“双差生”（成绩差、品德差）。有的学校为了升学率、好名声、好荣誉，将他们赶出学校，使他们升学无望，今后工作无望，心绪茫然而游手好闲，丧失人生目标追求，再加上没有学校和家庭的管束，因此很容易被社会上的犯罪团伙拉下水，滑进犯罪的泥潭。所以，笔者认为：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高度重视预防青少年学生违法犯罪工作：一要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首先是传道，教学生做人的道理以及如何做人；其次才是传授文化知识；二要对学生进行生动活泼的法制教育，在学校开设法制课，设置专业法制教员，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司法机关提供的案例，按学生不同的年龄段和知识层面，编写出由最常用到常用和不同难易程度的教材。三要加大法制教育工作力度，让学生每周至少有一节法制课。同时要建立教师教法、学生学法的考核制度，使教师认真教，学生认真学，把学生学法、懂法、守法落到实处。目前，不少学校虽然也聘请了法制副校长或法制辅导员，但为什么效果不佳呢？究其原因，是因为兼职，造成时间紧迫、准备不充分，授课方法不当、法制课太少、责任心不强等而流于形式者居多。四要全面落实教育法律法规，学校、教师要认真履行好应尽的各项职责。
3、社会应还孩子一片蓝天，还校园一片净土
现实的中国社会多姿多彩，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积累可观，大多数人富裕程度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电视、VCD已进入寻常百姓家，一网（因特网）“网尽天下”的家庭也很不少。这些给我们带来丰富的精神文化享受的同时，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也涌了进来。即使是收视率很高的频道，也免不了武打凶杀、异性亲热等情节。看电视不需要有多高的文化，就是文盲和不识字的人，都能基本接受电视形象演示传递的信息。所以有的儿童边看边摸仿，甚至对身边的父母动手动脚。“泡网吧”更是成了青少年们的乐园，在那里，他们可以整天整夜地玩游戏、上网聊天或看形形色色的影视、图片，不管网上好的坏的，高尚的腐朽的，科学的迷信的，他们照单全收，并不必担心有老师或家长去找他们，因为门口有老板在放哨。为此，不少专家学者呼吁，应开设青少年电视频道和网站，给孩子一版明净的蓝天。
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农村，校园周边环境都足以令人担忧。 “美容院”、“休闲中心”、“农家乐”等娱乐场所比比皆是，一些“小姐”还常常到街头巷尾招徕客人，不谙世事的学生们在“小姐”的劝撺、引诱下，也就进去“潇洒走一回”。渐渐地由逃学到辍学，因享乐到手头拮据而诱发盗窃、抢劫、强奸、杀人等等犯罪累见不鲜。
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在“全民经商”的潮流中，恭喜发财 、赚钱光荣不再被中国人羞涩避讳，不读书照样可以挣大钱已成为部分家长和学生的共识。这导致青少年价值观念的迷惘，物质享受的强烈诱惑，物质生活的无度追求，使意志薄弱者跌入迷途、走向犯罪。
鉴于上述诱发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原因，我们应当按照 中央综治委的要求，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是净化社会环境，整治搞好校园和周边环境，扫除黄、赌、毒。各级党委、政府要领导和组织好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宣传、新闻出版、公安政法等部门和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社会团体的大力支持下，下定决心治理好学校内部和周围社会治安，坚决打击危害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不法行为，切实保证学生有一个安静、和谐、健康的学习环境。二是加强法制教育，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要积极争取有关单位的支持，建立一支优秀的校外辅导员队伍，有条件的地方，可积极推进中小学校聘请兼职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或者配备专职法制教员，进一步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纪律法制教育；要结合当前青少年犯罪典型案例，组织青少年学生认真学习《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三是加大打击引诱青少年违法犯罪活动的力度；四是充分了挥农村中青年团组织的作用，把校外的青年人组织起来，多开展一些积极向上、文明健康活动，开展学法活动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的地方的青年团组织，一年到头基本上不开会，不学习，处于一种半瘫痪姿态。五是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时，要认真落实司法保护原则，对
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公安机关和法院、检察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要相互配合，在侦查、起诉、审判各诉讼阶段依法给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特殊的、有别于成年人的待遇。对未成年人罪犯执行刑罚时，要与成年人罪犯分别关押、管理和教育。对检察院不起诉、法院免于刑事处罚或者宣告缓刑，以及被解除收容教养或者服刑期满释放的未成年人复学、升学、就业不得歧视。要通过多种形式，向广大学生家长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交流推广科学教育子女的经验，指导学生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使家长能科学地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关心支持。我们坚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有各行各业采取的综合治理，青少年发展的社会环境一定能够进一步得到优化，处于困境中的青少年一定能够得到有效保护，祖国的花朵一定能灿烂地开放，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中华民族一定能够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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